实际上，从社教社成立以来，理事会对经费筹措很是积极，征求永久社员，向各省市教育厅局请求补助，还专门制定了《收受捐款办法》[85]，可惜整体效果不佳。“本社的经济基础薄弱，一头不能罗致相当人才专心一致来主持推进社务，一头也没法进行需要相当经费的事务”，“社内的穷相，实在难以形容。有时简直一文钱也没有了，而《通讯》依旧要出，报告必得要印，各种开支不能稍缓。‘钱没有了，怎么办’、‘办了再讲！’这种公式的谈话，我们是说惯了的。俞庆棠先生曾捐助过二百七十二元，原来是指定作基金，有一时实在没法，只好动用一下。又有一次，又没有钱了，总算承高践四先生厚意，捐助一百元，维持若干时。陈礼江先生代理总干事以来，主张从两条途径去开源：一、征求永久社员，增厚基金；二、向各省市教育厅请求补助。前者，略有成效，总算有全体社员百分之二三答应。[86]后者，有的不复，有的诉说困难，只有三省应允补助自六十元至三百元不等，可是二省都附有条件‘一次为限，不许再来！’因为经费困难，所以专任干事一直挨到半年以前才聘请，致送最低的待遇为原则的”。[87]为了便于边远省份社员缴纳社费，1933年3月15日，理事会第七次会议专门通过决议分区聘请专员就地代收，如广东省，“贵省方面代收员，业由本社聘定贵省教育厅督学徐锡龄及省民教馆职员雷华强二位先生担任，嗣后各位社员社费可径缴徐雷二先生代收”[88]。1935年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报告经常费部分按照本年度预算，收支相抵尚差720.11元，“故一切开销只有力求节省，虽一纸一墨，亦不敢随意滥用。最近接到河北教育厅来函，从本年度起，允许每年补助本社经常费三百元，因此本年度设无特别支出收支或可相抵”[89]，可谓困窘至极。
面对经费支绌问题，有不少社员出谋划策，“本社成立以来，对于经费的筹措，也很注意，但尚无积极的进展，我们应该多多参考他们的方法，迎头赶上去。最好能即在社会教育上着眼，自己能办起一点生产事业，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办法，实为最妙。还有请教育行政机关每年予以补助，也很要紧。我们知道：教育部每年补助儿童教育社有1000元，江苏教育厅每年补助中华职业教育社24000元。我们也可援例呈请，以抒艰困”[90]。常务理事赵冕希望得到各级政府支持：“实则本社既是全国性质的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似乎更应当给予物质上的援助。对各省市政府，我们希望能给我们常年补助费。”[91]第四次理事会上，有理事提出“本社二十一年度预算不足之数应如何弥补之审查报告案”，大家讨论后的决议即“请求中央党部暨教育行政机关与社教机关补助及社员特别捐补充之”。[92]揆之史实，社教社以“本社以经费支绌而事业诸待兴办”呈请教育部补助常年经费，呈文如下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