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自民国十六年以来，因着国民革命的呼声，社会教育事业日益高涨，各地同志都感到有联合组织团体，共同研究社教学术及促进社教事业的必要，本社是应着这种需要而产生”[22]。社会教育事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既面临经费、专门人才匮乏，事业发展参差不齐、教育对象无积极性、绩效不佳等诸多实际问题，且各地分散无联络，亟须平台来集中学界专家把脉切诊，解决问题，给出方向性规划。社教界人士深感密切联络的需要，社教社成立的内外因俱备。
中国社教社创办动议，酝酿于1931年5月。有趣的是，就时人报道看，何人提议发起颇有几分微妙，焦点是赵冕排名次序，大致可以分为四派。第一种最为常见，亦为后人常常引用，赵冕被排在第四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主办刊物《教育与民众》如此叙述：“最近社会教育人士俞庆棠、李蒸、高践四、赵步霞等鉴于训政期间民众教育使命之重大，更非彼此联络相互帮助，难获实效，遂约同钮永建、尚仲衣、雷宾南、陈礼江、李小缘等若干人，发起中国社会教育社”[23]。湖南省教育厅主办刊物《湖南教育》、中华书局主办刊物《中华周报》均持此说。[24]第二种是赵冕被排在第三位，第一名依旧是俞庆棠，第二位却换成了童润之。[25]这种观点刊发在《山东民众教育月刊》的“民众教育消息汇志”栏目，该刊由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发行，董淮任馆长。第三种是淡化赵冕，表现有二，其一是依旧将赵冕列入倡议者之列，只是排在末位，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刊物《民众教育通讯》，赵冕名字被移到末位[26]；其二则是直接隐去赵冕名字，代之以“江浙社会教育服务人员”。[27]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如此处理，是因为赵冕为其工作人员做谦虚状，抑或有其他深层次原因，不得而知。第四种最为不同，虽将赵冕列入发起人的最末位置（第16位），但文中字里行间却显示赵冕为首倡人。“二十年五月，江苏省会举行识字运动宣传，赵君当时方服务于浙教厅，被邀赴苏讲演，遂谈及组装中国社会教育社事，俞庆棠、刘绍桢诸君赞助甚力，当约赵君起草社章及进行计划，奈以种种原因，迁延未成。同年秋季，江苏省立社会教育机关联合会集议时，又提及组社事，当即推定俞庆棠、甘豫源、赵冕三君为起草员，并负召集发起人会议全责。赵君等受委后，积极进行，以李蒸、雷沛鸿、陈礼江、柳贻徵、高阳、俞庆棠、刘昭桢、刘云谷、孙枋、祁锡勇、张钟藩、吴邦伟、陈定祥、冯国华、甘豫源、赵冕等之名义，征求发起人，并召集发起人会议。”[28]该文刊发在《社友通讯》创刊号上，作者陈大白此时为社教社助理干事，应较为客观真实。这一点，从安排赵冕担任发起会召集人之一、在发起人会议上作为发起人汇报起草三人被推定起草人经过可见一斑。
当事人之一的俞庆棠在第一届年会，报告该社成立历史，称“自从民国十六年以来，各省市的社会教育机关，都渐渐的增多，服务于社会教育的同人，都感觉到有组织学社的必要。民国二十年四月，江苏省会举行识字运动时，郑晓沧、高践四、雷宾南、赵步霞诸先生都到会讲演，当时即谈及组织中国社会教育社问题。其后因人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同年秋季，江苏省立社会教育机关举行联合会时，又讨论组织社会教育社问题，当经会议推进赵步霞、甘导伯二先生，及本席负责起草社章及缘起等。会议后，即分头进行，征求发起人。同年十二月三日举行发起人会议于南京”[29]。谈及社教社发起时，用的是一种统而化之的口气，模糊了酝酿时期的提议个体，变成了集体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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