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社教社广西教育团之所以能成行，与社教社诸位理事、社友的积极推动有直接关系。1933年9月，雷沛鸿辞去担任5年之久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暨研究实验部主任、《教育与民众》主编等职务，回籍出任广西教育厅厅长，在其行前，8月15日出刊的《社友通讯》“社员消息”一栏就率先刊出，称“雷君系广西籍，本社理事之一，原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主任，近应广西省政府之邀，已经前往担任教育厅厅长职，雷君从事社教有年，贡献颇多，此次回籍主持全省教育行政，该省社教，定卜有惊人之发展也”[148]，为雷沛鸿广西履职造势。10月，雷沛鸿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社刊的“社员消息”一栏[149]。而同月出版的、由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主持的《教育与民众》，则刊登了《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试办规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五年计划》等重要法案。次年4月，雷沛鸿特请假北上，至江浙鲁一带考察，并便道无锡，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师生作了《最近的广西教育》讲演，重点讲述了自担任桂省教育厅长9个月来推行国民基础教育的概况。[150]并邀请社教社理事、前同事陈礼江前去协助设计，“陈氏向以改造中国教育为己任，故已于本月二日从上海乘轮南下矣。按陈君亦为本社理事之一，现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部主任兼教授。六月十日以前之临时通讯处为‘广西南宁教育厅转’”[151]。陈礼江在南宁停留三周时间，其间不仅考察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各式事业实验，并为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师生做了《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之任务》《国民基础学校之任务》等学术报告，协助雷沛鸿完善了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实验和学术的顶层设计。之所以能如此亲密合作，与曾共事5年之久的同僚之情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雷沛鸿在广西进行的国民基础教育实验秉承的是“政教合一”途径，与陈礼江、俞庆棠、赵冕等社教社理事理念极为一致，社教社先后开设的洛阳实验区、花县实验区，均是“政教合一”事业实验。由此，他们之间亲密合作不足为奇。实际上，自雷沛鸿出掌广西教育行政后，先后有40多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前去广西参与实验事业（包括雷沛鸿每年选送人数），这些毕业生大多为社教社社员，从这个角度上讲，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实验更像是社教社的另一个实验区，前文讲过1940年以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理论和实践为蓝本的《国民教育实施纲要》颁布、纳入国家大法而颁布全国时，洛阳实验区负责人陈大白感触与该实验区理念不谋而合，一致之处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