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周考察，形成了一本厚达110页的考察报告——《广西的教育及其经济》。该考察报告分为广西教育和广西经济两部分，分别由考察团社员执笔完成。广西教育分为6个方面，有专人执笔，分别为国民基础教育（杨翼心）、民团干部学校（饶铎鸣）、中学教育（陈洪有、孔文振）、高等教育（唐守谦、钱用和）、职业教育（章绳以、陈毅）、图书馆事业（俞庆英、陈岭梅），“结论及建议各点则是我们在平乐至昭平船上讨论的结果，参与这次讨论的，计有董渭川、童润之、刘平江、俞颂华、钱用和、俞庆棠、杨翼心、甘导伯、陈洪有、郝士英、程宗宣、崔载阳等十二人，记录由方惇颐整理”。后一部分广西经济亦是同样模式分工。因是多人执笔所成，编者亦承认：“虽经剪裁，而其间繁略长短，仍难一致，挂漏之处，当亦难免”[143]。后成书之时，教育部分由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崔载阳主笔，由俞颂华、童润之各综其成，文中列有经考察团集体讨论所作的8个结论和18条建议，既有对广西国民教育优点的高度评价，亦有对其不足婉转的批评。有研究者指出：“这次考察规模大，影响深，不仅沟通了南北社教界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岭南地区粤、桂两省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144]而这种组织考察团的模式，实际上是社教专家在身体力行中辅导各地社员。
图4-12 《社友通讯》刊登广西考察团报告的广告（1937）[145]
这次考察，不仅开启了社教人才培养机关纷纷组建广西教育考察团的先机[146]，更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迁桂做了重要铺垫。社教社广西考察团团员、抗战复员后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一职的童润之曾回忆：“迁桂原因有二：一是曾任该省教育厅长的雷沛鸿（广西人），一度在无锡该院担任教授兼研究实验部主任，在其厅长任内，每年都保送几个学生到该院学习，广西和该院本来就有些人事上的关系。二是中国社会教育社一九三五年在广州举行年会以后，组织了一个广西教育考察团，由俞庆棠率领，去广西参观。当时广西地方统治集团与国民党中央政权闹独立，政治上实行他们独特的‘三自政治’（自治、自卫、自养），教育上推行‘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制度。这个参观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教育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到达广西后，受到当局热烈欢迎。参观团参观了他们的‘三自政策’和国民教育制度的设施情况，在回无锡以后，曾为其政治与教育设施，作过一番宣传。有了这样一段的历史因缘，该院在抗战发生后西迁广西是很自然的。”[147]不曾想到的是，西迁桂林后，远离战时政治中心，经费无着，此时雷沛鸿已去职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改任广西大学校长，对西迁至此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爱莫能助，该院办学难以为继，加上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重庆创建，理事陈礼江担任院长，国民政府有意让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并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低年级学生转入广西大学，高年级和大部分教师再迁重庆，进入刚组建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该院停办。局势云谲波诡，绝非社教社组织广西考察团时所能预料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