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员集体考察，是社教社加强各地社教机关互相联络的有效途径。社教社第二届年会，陕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李超民提交“请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案”，称中国过去教育只注意内部少数都市，而忽视乡村与边疆，西北遂陷入农村崩溃、组织缺乏和文化落伍的不堪局面，亟须发展西北，“吾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实施社教计，此均为最好努力之场，急应集中一部分之力量，以转向目标于此。然一切进行，非先事考察不为功。惟兹事体大，决非个人之力量所能济”，提出先由社教社派定西北各省社员加上自愿参加的其他社员组成考察团，经费由社教社、社员所在教育厅、中央或教育部补助及个人自筹统筹解决，区域指定为陕、甘、晋、察、绥、宁、青、新、藏各省（亦可临时更改）。大会决议“原则通过，交理事会积极办理”[126]。第二届年会将其专门列入特别议案类，由此可见理事会的重视程度。会后尽管事务所积极努力促成西北教育考察团，却因种种原因，终究搁浅。
社教社召开的第四次理事会上，钮永建、陈大白提交“开发中原暨西北教育案”中的办法之一，便是“由本社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考察中原及西北教育状况”，陈大白还专门撰写《在开发中原社教的征途上》，介绍中原及西北地区社教及风土人情，热情动员社员参与西北教育考察团。[127]事务所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事务所方面因鉴于西北各省急待开发，关于考察问题，常在筹划进行中。现在第三届年会既经决定在开封举行，而社员通知到会者又有百数十人，此机会大可利用。因由事务所拟定考察办法，通知各社员（已经通知出席年会者）参加，并暂定开封、洛阳、潼关、华阴、西安等处为考察地点”[128]。会后，理事会按照大会决议，专门在《社友通讯》上刊登广告，布告社教社西北教育考察团办法，征求社员（见图4-9）。可惜的是，这次事务所试图组织的西北教育考察团因报名社员较少再度搁浅。
图4-9 社教社征求西北教育考察团社员广告（1934）[129]
1935年8月，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确定广州为第四届年会召开地点，利用年会组织考察团之议再次提上日程。最为有利的是，社教社理事雷沛鸿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五年之久，1933年9月主政广西省教育行政，创办并兼任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在其主持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实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人对其有极高评价：“治义教民教于一炉，更将军、政、经、文打成一片，事实创始，曾无例可援”[130]；“不但是标本兼顾无零杂褊狭之弊，而且有整个的政治经济力量为其前驱后援，亦比较易致功效。和其他地方的局面建设实验工作一相比论，颇使我们引起有如步枪战法和铁甲车战法的不同之感”[131]。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雷沛鸿的教育厅厅长身份可为考察社员提供诸多方便。社教社决定再次尝试组织广西教育考察团。“本社以广西年来教育建设等事业，进步迅速，爰利用第四届年会之机会，组织广西考察团，通知参加者，亦达五十余人。”[132]汲取前两次失败教训，社教社事务所专门拟定了《广西教育考察团办法》，如下所示：
一、本社为利用第四届年会之机会，考察广西各种建设起见，组织广西考察团。
二、本社社员凡有志赴广西考察者，均得参加为团员，惟须于十一月五日向本社事务所报名，并缴纳预定费五元，将来抵冲旅费之一部分（不交预定费者报名无效）。
三、考察之范围，凡广西各种新建设均在其列，惟特重社会教育事业及其背景。
四、考察地点及时间由本社与广西省政府商定，于大会开幕后公布之。
五、考察团须有健全之组织与完密之计划，由各团员自行会商决定，经理事会同意后施行。
六、考察团行经地点，所有舟车及住宿等事宜，由本社设法代为接洽。
七、考察一切费用由团员分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