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社作为民间学术团体，“只能尽提倡设计之责，至大规模的推行，则须得行政机关之主持”[1]。为了实现“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宗旨，社教社直接函请各省市教育厅或社教机关采行外，将年会、理事会重要决议案向政府建议，积极谋求其制度化，希冀刚性制度作为一种教育领域的权力，一方面对其提倡的社教理论和实践筛选和固化的同时，获得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增加对教育政令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借助刚性制度背后的国家政治力量，将其提倡设计的社教理念落实到具体事业，进而实现思想—制度—实践的良性互动。“本社是私人结合的学术团体，其力量只能达到研究实验或倡导。至于通令遵行，这是教育行政范围”，“学术团体之长处，就在能集思广益，供给政府以参考资料。所以本社对于全国社会教育，应该有澈底的了解，作一通盘计划，然后向政府作有力的建议。在事业方面，固然可以多得利益，政府方面，亦可以便利了许多”。[2]社教社政策参与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临时需要随时建议，如建议教育部通令各省市试行县单位乡村民众教育普及方法、建议教育部采行救国教育实施方案等；一类是视社教发展而作整体建议，如建议教育部将社会教育列入现行学制、建议教育部颁布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等。后者牵涉面广、对全国社会教育发展有深远影响。本书聚焦后者，以理事会会议记录、年会决议、核心理事主张及教育法令为中心史料，通过个案来剖析社教社的政策参与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