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代表37人，除社教社社员外，囊括了上海市教育局、上海电影教育协会、商务印书馆以及数家知名说书社、电影制作公司。茶话会由彭百川主持，欢迎各位代表的同时，对社教社在沪招待艺术界意图予以解释：“上海为新文化之发源地，又为艺术人才荟萃之区，举凡电影，戏剧，唱片，说书等等，均为宣传之良好工具，苟能加以利用，则收效之大，洵未可限量也。惟吾人欲以艺术为唤起民众之手段，则必先统一艺术界之意志，而后可言救国，可以发生伟大力量”。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作为社教社社员，自然对彭百川呼吁予以积极回应：“中国社会教育社乃实施社教者与研究社教者所组织，对于社教之设施，多所研究，今日招待艺术界同人，自能为社教前途开一新路线。吾人目击时艰，应集多数人之力量，从事于新组织，及新计划，对一般劳苦工农，施以相当教育，救国前途，实利赖之。”明星影片公司经理、知名导演郑正秋致辞代表了艺术界的看法：
今日承中国社会教育社宠招，非常荣幸！关于改良艺术一端，自问知识有限，心余力拙。即以电影而论，最初未尝不欲以教育影片改良社会，无如难合社会心理，屡遭失败，是以一再牵就，于无形之中，难免有违最初宗旨之弊，而今出品之是否适合教育原理，则未敢臆断矣。贵社有此志愿，吾人极表赞同，惟希有确定组织，在电影方面，详加审查，旧者何种应革，新者应如何产生，尤希于材料方面，多所供给，则艺术教育与社会教育，可以融成一片，向同一方向谋发展也。[110]
随后清贤有声影片公司钱瘦铁、大长城影片公司李君磐、艺乘书画社钱化佛先后致辞，表示艺术界有服务社会的决心，彭百川代表社教社，期盼艺术界努力于抗日救国作品创制，并请各电影唱片公司厂家如有新制抗日救国出品，请函知该社登记，社教社愿代为介绍宣传，以期推广。从结果看，尽管宾主其乐融融，但社教社之前希望成立的“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并未如愿组织，即便到会来宾“有以此相请者，同人等即答以须请示本社理事会后，方可决定，未予确定答复”，彭百川对此看似抵牾的做法给予如此答案：“同人等于开会之前，对于在沪设立组织一节，曾加以考虑，咸以沪上分子复杂，组织团体，易惹纠纷，及无味争执，故主张暂缓设立”。[111]参照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纠纷的研究[112]，彭百川这种论断颇有见识。
尽管“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命运多舛，但社教社对电影、戏剧等却日益重视起来。第二届年会决议案通过《由本社呈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市社会教育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案》，原提案由钟道赞、刘之常联名提出，[113]会后，社教社援例将决议案呈文教育部，教育部以教字第1836号训令电影检查委员会，“据中国社会教育社缮呈年会决议之呈请通令各省市社教机关注重实物教学及电影教学案，请予核办等情，查核原案所称各节系为便利教育实施起见，尚属可采。惟原案内办法第二项，应由该会办理”。教字第3339号训令再次迭发，“查本案前据该社呈请，当经令饬电影检查委员会核办，并批示知照各在案”。与教育部的积极态度相比，接到训令后，电影检查委员会却不甚响应，常务委员李景沁如此公文回复教育部：“查凡经本会检查核准之电影片、名称、出版公司等项，向来随时分类登载公报，分发全国设有电影院之各教育及各警察机关查照，即各处主要社会教育机关函索，亦无不随时陆续递寄，即影片内容，是否关于社会教育，尽可按照类别而查悉。至租片地点大约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影片租费随其内容之优劣而殊，未可预定。所请列表分发一节，似无须另行办理。此后由本会陆续检送公报一份，以资查考”[114]，态度极为冷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