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次年会，与会代表给予高度评价，“此次在无锡教育学院开三届年会，派代表出席之机关更形踊跃，达一百余处。会员一百六十八人，自由参加旁听者亦有五六十人。集合全国各地农村事业同志于一堂，各抒其阅历经验，研究心得，互相交换意见，以策励乡村建设县政改革诸端之进行，诚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之一线光明也”[204]。但同样存在一些问题。社教社干事储志援引社教社年会经验，深以该年会未规定会员资格、未有严密大会组织及会期过短为憾。他认为不限制会员资格，会因为个人地位、背景、所负使命的不同导致意见复杂，各言其事，以致出现重新转移不能纳入正轨的结果。而缺乏严密大会组织，就会出现“藉这机会凑凑热闹，把会议情形，放在脑后的人，也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神仙会弊端，储志建议严密该会组织：“所以本会的组织似乎应该特别严密，对于各会员的奉行大会决议案，应略具强制性。将大会结果通函全体会员实行，甚至由值年代表负责视导督促，如是才能言行合一。否则会议自会议，于实际方面，很难有所补益。”[205]实际上，储志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揆之史料，颇有数位借开会之机游山逛水，并留下洋洋洒洒的回忆文章。如上海俞塘合作事业委员会的李宗孟，对该次会议记录得更多的是各处风景、美食，他勉强参加完第一天会议后，第二天就溜了会，“十一日，是大会的第二天，晨间被外面内河小轮的吼叫声、嚣扰声催起了床，上一晚和新夫兄约定不参加第二天下午的分组会议，抽出些空来去玩赏一下无锡的风光——那少妇派的风光”。文中称下午不参会，但是实际上上午仅照了合影便开溜，“早饭后，进城访友，十时许赶赴会场，正在预备摄影，于是在近二百的人头里，也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摄影后又继续开大会，我恐怕等大会开好吃过中饭去时间太局促，于是招呼了新夫兄早退离场”。之后两人就雇了两辆人力车，去旅馆换了短装，带了只小提箱，里面装了些水果，“很悠然底登车出发”。[206]这种参会心得还专门在俞塘省立民众教育馆编辑的《社教通讯》上刊发，可见大家已习以为常。
面对以储志为代表的社教社社员的呼吁，梁漱溟在11日上午大会予以回应，借“确定乡村应设中心理论及全国乡村工作机关切实联络案”讨论结果，他认为“一，中心理论不能强求，应自然趋势，逐渐影响而归一致；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临时集合，自由发起，讨论不采取决议形式，重在意见之交换，似不必有固定之团体组织”[207]。这种观点颇得一些代表认同，如参会代表张道一认为：“有一位会员深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痛心。在我个人看这‘乡村工作讨论会’七个大字里亦没有表示‘会议’的意思，这位先生的话徒表示其未加深思而已。”他认为工作讨论会是交换意见，讨论问题的集会，“这里决不能产生什么决议，因为一年一度的临时结合，各方代表的来路都是自由参加，会员既不是永久的固定的，岂能有什么决议案？决议案又交哪个去执行？不执行又该怎样？”[208]实际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互相联络，增加工作效力”为本旨，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渠道，在乡村建设各派的联络功能与社教社打成平手[209]，很大原因就在于它仅仅是个临时集会，而非有会员限制和严密组织的固定社会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