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4-14看，会前预定的甲乙丙丁四组问题组书记，除教育组高践四变化外，其他三组均保持不变。教育问题组两天分别为庄泽宣、俞庆棠担任分组主席。究其原因，表面看来高践四已担任开幕式大会主席，需要致开幕及闭幕辞，实际上，相较社会教育学术素养看，庄泽宣、俞庆棠应比高践四更为合适，且三人同为社教社理事，对外都代表社教社的声音，彼此之间并无严格的此疆彼界，庄、俞二人代替高践四亦是名正言顺。而就两个半天的教育问题组讨论问题看，基本是社教社成员的智慧贡献，如“利用保甲制度促进乡村民众教育问题”，基本是社教社洛阳实验区的经验复制：“（一）方法：1.由保甲长报告区内不识字人数，先劝导，后用政治力量送入学校；2.分配各时期，按期入学，至少须入一教育机关受教。（二）原则：1.可以利用保甲长制度以促进民众教育；2.最好用会议式，用团体力量自动推行，万不得已方用硬性的政治力量”[202]。常务理事赵冕，理事庄泽宣、董渭川等提交了相关提案。社教社借助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积极发声，并汲取其中智慧，将其凝练为提案，提交1936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如该届年会大家讨论乡村教育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多管齐下，综合解决。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在讨论中心问题时，张植安认为“要助成地方自治，不光要政教合一，不光用教育的力量、政治力量，还得用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以推动。所以要助成自治，必须利用行政、经济、军事三种力量，才能指挥一切，各方才能助成，否则，三者缺一，也不能做得通”，大会决议通过，并通知各地社友切实注意。[203]换句话讲，社教社正是在广泛汲取其他学术团体、机构的长处，为己所用，“政教合一”的社教事业实验亦由此突破了最初的政治与教育的合一的单一主题，转向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综合的“政教合一”，其内涵更为宽泛和扩大。由单一到综合，正是社教事业从分散到整合的重要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