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撰写的一批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和论文是本书倚重的重要资料之一。中国社会教育社总干事俞庆棠曾讲：“我们再检阅我们社友在民教学术上的努力，我可以概括的这样说：全国民教的刊物都代表着我们社友的思想。其中有书籍，杂志，报章，专刊等。……我们大部分的社友是各省内地乡村民教实际工作的人员，也有领导我们的先进，研究理论的专家和热心提倡的行政长官。”[33]梁容若选编的《民众教育的重要论文》一书，作者共32人，“分析三十二个作者，几乎全数曾为大学教育系及民众教育师资训练机关教授或讲师，并多曾从事民众教育研究实验工作。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占二十七人”[34]。大部分作者活跃在社会教育领域，他们“述而又作”的亲身体验和深浅不一的思考，为生动地“重现历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实验报告和农村调查资料。这一时期，教育实验已经深入教育的各个领域，社会教育亦不例外。落后的农村社会以及相应的乡村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此种情势下，实地调查成为进行社会教育实验的基础和起点。与李景汉、费孝通、吴文藻、张之毅等人的农村调查有所区别的是，社教界所进行的实地调查更紧密地和社会教育的主要事业联系在一起，如《社友通讯》上刊登的“洛阳试验区”“花县实验区”专号、陈大白的《洛阳实验区事业实验记》（1940）、邵晓堡的《介绍南国的花县乡教实验区》（1937）、石玉昆的《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工作》（1937）等。这些资料都成为我们追溯当时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一个社团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历史图景。
第三，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论战的相关研究成果。梁漱溟作为乡村建设派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常务理事，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更是以“由乡村建设来复兴民族”为中心，由此可见，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休戚相关。而乡村建设派与左翼学者之间的论战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开端，这股“争鸣、讨论”之风，发展到1935年，焦点集中到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论战。[35]这次论战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促使一批卓有见地的论文、专著相继问世，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千家驹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乡村建设实验》（1—3辑）等，“如何谋中国农村的复兴……时论界对于这却有二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自建设乡村入手，由乡村之建设以引发工商业，一是主张由发展都市来救济乡村。前者可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先生，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先生及无锡教育学院的高践四先生等为代表，而今日风靡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便是他们这种信仰的成绩表现”[36]。很明显，时人将无锡教育学院作为并入乡村建设运动的一支力量。通过这些同行们“当事人”的研究成果，和社会教育界的有关成果相互佐证，我们可以拂去“当事人”自觉不自觉地“偏离史实”的尘埃，更接近昔日的“历史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