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对争取社教社话语权，专家身份远比行政级别更为重要，两者兼而有之，更是锦上添花。钮永建作为国民党元老和政要，一直对社会教育持浓厚兴趣，在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期间对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建支持颇大，捐资在家乡俞塘开办了私立民众教育馆（后改为省立）。“钮惕生氏之信仰社会教育，努力社会教育，已为国人所共知共闻”，社教社常务理事俞庆棠在该社第三次年会开幕会上，专门提起，“记得有一次本社举行理事会，讨论购买社址问题时，有一理事以为基金太少，只能就力量所及，购买数亩为建筑社所之用，钮氏认为中国将来的出路只有社会教育，本社系全国社教之总枢纽，同人应该从大处着眼，共同设法，为本社确立伟大之基础，主张扩大基地”[23]。中国社会教育社举办第一届至第四届年会，钮永建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数次到会作演讲。钮永建在《教育与民众》《社友通讯》发表多篇社会教育文章，钮长耀还专门编辑出版《钮惕生民众教育论选编》一书。钮永建作为政府要人，对社会教育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上成了鼓励并影响着地方政府的风向标。
近些年来，以近代中国教育会社（或教育组织）为主题的研究层出不穷，尤以青年学者的学位论文最为集中，研究路径不一。华东师范大学张礼永博士曾专门统计过2000—2010年学界对教育社团研究的成果，有2本专著、11篇硕士学位论文、6篇博士论文、20篇学术论文，研究主题涉及中央教育会、江苏省教育会、浙江省教育会、福建省教育会、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社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等。[24]2010年以来，这类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学界研究热度看，近代教育社团的丰富性，提供了广阔的选题空间、领域和角度。学界对专业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给予我很多启示，有助于对同类性质的社教社研究的深入。
社教社酝酿与江苏省教育会密切相关。尽管该会1927年被解散，但孕育和促生新教育共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会与社教社的酝酿有很大关系，所以，学界对江苏省教育会的研究进展亦被本书纳入学术史回顾中。成立于1905年的江苏省教育会，无论规模，抑或影响，在各省教育会中都是首屈一指，学界对它的研究最为丰富。较早关注江苏省教育会的当数两位汉学家，法国的巴斯蒂（）和美国的任以都（E-TuSunZen），他们的研究成果被收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任以都特别界定了江苏省教育会的阶级性质，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多数学堂、文学馆、报馆、教育会、通俗报等等在作革命的宣传，学校课程里每日又介绍到了当时的西方社会思想，所以知识分子这时主张排满革命，建立新社会，已成为一个广大潮流了”[25]。国外研究的关注，并未能马上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数年后，马敏、桑兵、熊贤君、关晓红、朱英、阎广芬和刘正伟等相关专著对该会有所涉及。进入21世纪，江苏省教育会的研究进入繁盛阶段，仅就学位论文讲，以江苏省教育会为专题研究的有3篇博士论文[26]、3篇硕士论文[27]；相关研究中涉及江苏省教育会的有数篇硕博士学位论文[28]。专著方面有孙广勇、谷秀青的同名博士论文等。学界一致认可江苏省教育会对清末教育会学务活动空间的扩张、地方知识精英介入政府教育政策、对江苏省乃至全国范围的教育现代化、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新保敦子对民国社会教育有较为深入的探索，2001年对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第一所师资专门学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办学宗旨、课程、教学等进行了全面梳理[29]；在此基础上，采用国际比较视角，将社教社成立过程、活动与俞庆棠为中心的相关成员的国际交流目的（探索民众教育存在的方式）结合起来，提出并验证了中国社会教育是怎样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被迫转型的。在文中，她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教育，既无正式学制保障，又受政府社会教育经费有限的制约，其事业之所以能在全国迅猛发展，端赖于社教社的存在。[30]新保敦子基于国际形势来考察社教社及中国社会教育在中日战争中怎样实现转型的研究视角，很有新意。
综上所述，学界对社教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四届年会活动的历史考察、基于新文化史“话语—权力”分析框架探讨社教届内部交流互动、剖析知识精英与基层社教机构关注焦点的差异所在。研究者注意到举办年会对社教社这一学术社团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年会探究可以集中反映出各派之间有组织联系的具体情形，这种研究路径符合史实，但若反将年会看作社教社最主要的活动方式，从而忽略社教社的组织运行、社刊舆论营造、实验区实践等与年会互为表里，难以剥离的活动方式，容易蔽于一隅。实际上，正是由于有了它们之间互相耦合，政学两界才得以联手将社会教育推至**。经过知识精英的权力话语包装、诠释，训政、党治文化、地方自治、新生活运动、保甲运动、新县制和总理诞辰纪念等被轮番嵌入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由普通意义上的教育改造升华为社会改造运动。而社教社的战后复员及第五届年会，学界关注甚少，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总的来讲，关于社教社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成果不多且较为零散。有鉴于此，本书在学界研究基础上，从社会政治史角度切入，借助档案、社刊及其他社教刊物、日记、回忆录、老照片等资料，对有“全国社教之总枢纽”之称的社教社进行专题研究，以期能最大程度展现其历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