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话语—权力”的历史分析方法，近年来颇为学界所青睐。在这种分析框架下，社会教育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具有了“同质性”，而社教社作为社教界全国性学术社团，更是首屈一指，通过连续举办的四届年会，专家学者、党政两界代表和各地社会教育机构馆长、主任以此为平台，研讨社教学术问题，制定实施方案，形成了政学两界共同参与社会教育的空间与场域。赵倩《现代化语境下的民众教育与社会改造：1928—1937年北平民众教育馆研究》第5章以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为切入点，展现了社会教育界内部交流与互动，并以北平民众教育馆为例，剖析了知识精英和基层社教机构关注焦点的差异所在。她认为，社教社与平教会等民间学术团体最大的不同，是为知识精英、各学术团体、政府行政人员提供沟通的平台，而不是以建立独树一帜的社会教育学派为旨趣。该社借年会讨论方式推动社会教育理论共识形成，并希冀借此打破学派之争、政学对立，合力推动社会教育。该书的最大亮点是对该社成员构成特点与话语权掌控联系在一起，赵倩认为年会中心议案的讨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专家学者手中，如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19]，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渐增大，在社教社及年会中，在此任教的知识精英们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同时梁漱溟的影响也在逐年增加，其连续当选常务理事是明证，这种局面既是乡村建设思想融汇社会教育的外在表现，更是梁氏积极主动参与的结果。与专家学者掌控年会话语权相对应，基层代表在年会讨论中出现失语和疏离的现象。赵倩分析了年会讨论中最为活跃的3个基层社会教育机关（陕西省第一民众教育馆、福建省民众教育馆和河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和参与度低的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得出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结论：双重身份的与会者，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学者身份，他们一旦离职，对所属机关影响巨大，继任者如无可与之比肩的学术修养和社会声誉，在年会讨论中便会泯然众人。[20]
实际上，这种失语和疏离不仅存在于基层社会教育机关，党政两界代表同样如此。笔者曾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涉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钟灵秀之所以能进入社教社年会讨论核心位置（如第一届年会提交《促进社会教育列入现行学制系统之进行程序案》被提案审查会列为“目前最切要而急得解决的问题之一”，第三届年会社教社事务处函请其担任制定《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召集人等），绝非仅其任社会教育司的第一科科长达18年之久，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专任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之职，先生奉命唯谨，兢兢以研讨与发展社会教育为务，亦表示愿终身尽瘁于社会教育事业”的“社教专家”身份。[21]揆之史实，钟灵秀公务之暇，在《教育与民众》《社友通讯》《民众教育通讯》《山东民众教育月刊》《教育杂志》《教育通讯》等发表30余篇社会教育学术论文，贯穿他在社会教育司工作的整个时段（1930—1947）。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不仅涉及不同时期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教育发展概况，还涉及识字教育、成年补习教育、民众学校课程、民众教育馆、社教师资培养和经费等具体事业。[22]钟灵秀文章的最大特色，是谙熟社会教育行政法令法规，利用大量各省教育厅上报教育部的数据，站在社会教育最高行政机关的角度来审视各类社会教育事业，有较强的针对性、权威性，与同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社会教育文章的风格明显不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社教社年会议案中。钟灵秀作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比其他社员更为清楚洞察社会教育法规政策的变化，以《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议案》最具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