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述胜以制度变迁为中心对民国社会教育诸多问题进行多维分析。他认为在社会教育的主体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和国家、地方政权三方在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呈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解决国家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划和基层社会自主、自治能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存在着不同的探索方式，但限于历史条件而未及充分展开。[16]为此，他提出建议：“如果能以俞庆棠和中国社会教育社为中心，对参与其中的人物和活动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就有可能对那个时期政治、学术和教育中的权力关系作出具体而准确的描绘。那恐怕不是用一个简单的‘国家—民间社会’概念就能加以框定的。”[17]张礼永的博士论文《教育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民国时期教育研究组织之探析》，将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业有专攻的教育社”之一，与传播新教育的共进社、改进中国教育的改进社、发展职业教育的职教社以及推进儿童教育的儿教社并列，标以“促进社会教育的社教社”。张礼永认为社教社的产生发展是中国社会教育的一大见证，从中国社会教育的演变过程（从通俗教育到社会教育）、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建、中国社教社的酝酿筹备、中国社会教育诸流派汇合及社教社发展等方面予以梳理。他还认为中国社会教育社的成立是中国社教界人士吸收国外同行经验和本土实践需要的推动，如国际性组织“世界成人教育协会”（WorldAssociationforAdultEducation，WAAE）、区域性组织“美国成人教育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forAdultEducation，ASAE）、“英国成人教育协会”（BritishInstituteofAdultEducation，BIAE）等。他的论文最有特色的是对社教社的发生发展提出大胆论断，他认为该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一样，均是“联合改组”而来。“当时的社会教育，其内涵主要为乡村教育，河北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山东有梁漱溟主办的邹平县乡村建设研究；江南有陶行知在南京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还有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黄巷和北夏的民众教育实验等，这些人员后来都汇集到了中国社会教育社名下”，社教社“虽然没有像教育改进社那样改组成一个总的组织，不过依然可认为是由各个教育机关及团体联合而成”。[18]姑且不论将社教社发展分为联合改组和逐渐扩充两种趋势是否得当，亦不论将其时的社会教育内涵认定为乡村教育，仅凭社员中有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以及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诸教授开展相关试验就将之归为“联合改组”而成有失轻率。实际上，晏阳初从未加入社教社，陶行知亦从未出席过社教社的年会。由此可见，对社教社史料进行仔细爬梳，进行专题研究亟待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