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轰轰烈烈，盛极一时，不少学术团体纷纷参与其中，舒新城曾谈到乡村教育思想，他认为“数年来虽有不少的主张，但归纳其可以下列二说为代表，甲、乡村生活改造说，倡此说者为陶行知；乙、乡村建设说，倡此说当推梁漱溟”[11]。此种归纳得到陈青之、任时先的认同，并进而完善为乡村生活改造派和乡村生活建设派。章光涛以新旧两派价值判断，提出另外一种归纳，即平教会与乡村建设派一道成为乡村教育的两大主力，开启了后来流行的东西新旧时空价值标准。[12]之后又有赵演、李紫翔、孔雪雄都提出自己观点，参与学术团体增多是趋势。1935年姜琦明确提出“十一派”说，包括了以梁漱溟为首的村治派、陶行知的晓庄派、晏阳初的平教派、以黄炎培和江问渔为首的职业教育派、以俞庆棠和高践四为首的民众教育派、邰爽秋的念二社派等，诸多社团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的途径成为近些年来学者的新关注点，社教社的研究亦在此中得以延展。
曹天忠对社教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从乡村教育派分互动角度，对社教社在乡村建设由分散到整合中的作用予以考察。他援引了大量史料，如以社教社四次年会报告，时人文章，梁漱溟与中山大学庄泽宣、崔载阳和古楳的论争檄文，乡村工作讨论会编写的《乡村建设实验》（第3集），社教社广西考察报告，古楳的《卅五年的回忆》（1935），瞿菊农的《抗战七年来的教育学》（1946），杨开道的《我所知道的乡村建设运动》等作为资料谱系，得出如下结论：“在1930年代乡村教育各界派分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社会教育社在突破区域局限，使全国连成一体，从分歧到合作，从单一到综合及其影响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为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的整合准备了民间的思想条件”[13]。曹天忠认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作为社教社的大本营，以东道主身份承办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次会议意义重大，不仅成为乡教重点南移的标志，而且民众教育派通过进入大会主席团、作分组报告和特约代表谈话方式[14]，借机提升自己地位，与强势的平教、村治两派平起平坐，其竞争实力和地位由此得到确认。曹天忠认为中国社会教育社及其年会举行解决了社会教育组织发展先天不足的缺陷，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争取社教在学制中的法理地位、妥善处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积极联络社教内外力量，重视与政府的合作，取得一定成效，这不仅促进社教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资源由分散到整合的反映。[15]在曹天忠看来，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与乡村教育关系密切的两个全国性社团之一（另一个是乡村工作讨论会），作为有着“全国社教之总枢纽”称誉的社教界的唯一全国性社团，对其在各派有组织的联系过程中功能的研究是重点。这既可以弥补已有研究中乡村教育各派之间横向联系不足的缺憾，也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机构如何从松散走向紧凑的历史变化。本着这种逻辑，不论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教育派分互动，抑或社教社年会研究，均被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乡村教育各派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支配和相应权力机制主推力下，呈现出对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资源由分散到整合趋势的影响，在此维度中实现了更细微、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教社的研究。曹天忠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对雷沛鸿主持下的广西国民教育运动有深入研究，研究路径和研究结论让笔者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