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以博士论文《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研究》为基础，先后出版了一系列社会教育专著，其中尤以《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为代表，书中第五章第四节为“中国社会教育社”，从缘起·沿革、组织·社员、学术研究和实验工作四个方面，对该社进行提纲性梳理，并开创性地对社教社组织和社员特点做出总结：（1）在组织系统上，以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研究会“认定”和“指派”官方人员为对照，认为社教社是一个由私人结合而成的社会教育学术团体，不具有官方意志，仅是民间行为；（2）从组织结构构成来看，再次援引通俗教育研究会分股成例，认定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简单的行政机构体现了学术组织的基本特点；（3）从理事会成员看，主要成员基本没有大的变动，而主要成员的来源体现了广泛性和专业性；（4）从出席年会社员人数以及社员增幅等数字，得出该社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并据此推论出当时研究和从事社会教育的人“是比较多的”。[4]由于该书仅仅以年会报告和一些江苏省立学院毕业生回忆为来源，其结论一定程度上失于偏颇。如组织系统，作者仅看到社教社不像通俗教育研究会那样由教育部指派会员，就将之归为不具有官方意志，实际上，如若没有主要倡议人俞庆棠（时任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钮永建（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行政地位，单单征召到足够有分量的发起人就绝非易事，更遑论社务进展，社教社的最大特色是“政教合一”，极力吸收各种社会教育行政官员入社，该社通过理事会理事遴选[5]，来实现社会教育界与政界、其他主要教育社团的大联合。南开大学张伯苓在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会函中，称“诸公对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备极热心，钦佩无拟。嘱列贱名于发起，极所欣愿，敬当如命。惟参加会议一节，恐因冗未克前往也”[6]；再者，中国社教社并非如作者所言“民间团体”没有门槛自愿加入，社员入会需要两名理事对其资格进行审核，如中国社教社理事会1933年6月就专函张伯苓，请其对徐轶民等30余人进行审核，方才承认其新社员身份。[7]再如组织结构构成：完善的组织架构是任何一个团体得以正常运行的基础，组织架构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个学术团体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该社组织机构由社员年会、理事会（包括常务理事、总干事、理事、候补理事）和事务所组成，年会期间设有主席团、轮值主席、审查会和各种特设委员会（如学制系统整理委员会等），绝非如作者所言“简单的组织机构”，单从是否分股、设部，是否设置复杂来判断社教社不具有行政成分、体现学术组织基本特点，有失武断。第三，作者列举出俞庆棠、梁漱溟、雷沛鸿、陈礼江、高阳、李蒸、傅葆琛、马宗荣等为主要成员，还拉出孟宪承、舒新城、黄炎培等“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来力证“表明了社会教育社主要成员的这种广泛性和专业性”。从当时影响看，马宗荣虽有大量社会教育成果问世，但因其理论来源于日本，在当时社会环境下，马宗荣在社教社绝非主干人物[8]；与孟宪承和舒新城、黄炎培相比，尚称不上“社会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核心人物黄炎培作为中国社教社的候补理事，该社第一至第四届年会报告记录及《社友通讯》，未发现黄炎培参加年会的史料支撑（仅委托俞庆棠代其出席第10次理事会议）。实际上，“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9]。如以从“后世之名”来推演彼时境况，难免陷入误读。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其书中的第四结论上，出席社员的多寡和社员增幅仅仅是一个社团社会影响的因素之一，该社1935年、1937年先后出版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一览》及相关史料证明有不少社员仅仅是挂名而已，在登记社员中，还有因为各种原因被列入进来的[10]，没有史料证明这些社员直接参与中国社会教育社年会或其他活动，亦无发表或出版与社会教育相关文章或著作。当然，这些都不能抹杀该书作为较早对社教社学术研究探索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