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我们毫无疑问地看出，诗人通过诗歌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与反抗，期待鼓舞人们起来革命的热情。这种用极度审丑的诗歌创造能量以表达社会批判的方式，可以说与他1922—1925年留学美国，深受波德莱尔和艾略特的影响，借鉴了《恶之花》和《荒原》，用丰富的象征和多彩的语言表达颓废的情绪这一路径是有很大相关性的。许多对闻一多的诗歌和诗歌观念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认为，他这种独特的批判性和斗争性，是对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的继承和发展。[46]然而，如果我们更多了解闻一多的诗论，会发现来自西方的影响或许是显性的，具有很大的表面相关性，而实际上更为根本地来自他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精神的理解。我们知道，闻一多对《诗经》的阐释有一套独特而且超前的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神话研究甚至是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正如有专门的闻一多《诗经》研究文章指出，“闻一多反对把《诗经》当成‘六经’的注解；不赞成以《诗经》去附历史；也不赞成把《诗经》看作是可供教化的文字读物。他认为如果遵循传统的解读和阐释方法，并不能真正揭示《诗经》丰富的社会内涵和当时鲜活而生动的生活状态……他大量运用人类文化学的材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典籍。因此，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阐释意味。从这一点上讲，文学研究就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语言和形式的研究，而是把同文学一起发展起来的宗教、社会制度、民俗、哲学及艺术等现象加以综合的研究。也就是说，把文学放置到民族整体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观照、考察，弄清楚文学的内容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投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动态过程。在多维的审视之中，对文学加以总体的把握。闻一多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古籍，从而打通了原始与文明之间的隔膜，在远古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思维逻辑和情感逻辑的桥梁。”这样一种把文学放到其所产生的文化、历史、社会语境中去理解的方法，可以帮助在最大程度上看清文学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演进中怎样发挥着通过文艺书写，整合文饰符号，建立/维护/打破社会制度，传承文化观念和内在的文化气质的重要角色。也正是基于对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在社会历史中重要作用的理解，闻一多在充斥着西方观念的现代文学领域选取了象征这个概念，来更好地阐发他认为文学本该发挥的像在远古时期那样的重要的社会功能。且看闻一多在《说鱼》一文中对“隐语”以及继而对《易经》中的“象”和《诗经》中的“兴”的分析[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