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实际上我们知道，正如梁宗岱也不可能不知晓的那样，“兴”在真实的古代文论中发挥的价值远不止《文心雕龙》里这句话所概括的“起情者依微以拟义”。例如，朱熹对“兴”的解释便是：“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42]这便意味“兴”实质并不是仅仅在文学的领域发挥勾连两种事物之间的意义，或者“情”与“景”的作用，而是作为沟通天人、沟通上下、沟通知识与意识形态的重要审美空间而存在的。它所帮助实现的是不同意义层面之间整体性的融合，而不是在同一个意义层面上内、外两个部分的连接。“兴”在古代文论的语境中在层级的跨度和意义的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象征”。所以通过对梁宗岱“兴”与“象征”的平行比较进行细度，我们有理由认为，与其说“梁宗岱用中国古典诗学概念（如情、景、赋形、蕴藏、灵境、境界等）‘变形’地理解和阐释了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不如说梁宗岱从中国古代诗学丰富的审美价值出发，将象征主义纳入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空间，从而实现了对象征主义更生动的阐释。在这种实际是不对等的而且以中国文论为核心价值的中西比较中，梁宗岱进一步对屈原和但丁进行了平行比较。在这本面向中国读者，并且论述的主题是屈原的专论中，梁宗岱通过比较来论述屈原的诗歌成就，并且着意突显屈原的诗歌精神，可以说是真正的主旨所在。正如梁宗岱所提到的[43]：
像一对隔着世纪和重洋在同一颗星——大概是土星罢——诞生的孖生子，他们同是处在国家多难之秋，同样地鞠躬尽瘁为国努力，但不幸都“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放逐流亡于外。放逐后二者又都把他们全副精力转向文学，把他们全灵魂——他们底忠贞，他们底义愤，他们底侘傺，他们底怅望——灌注到他们的作品里，铸为光明的伟词，像峥嵘的绝峰般崛起于两国诗底高原，从那里流出两道源源不竭的洪流灌溉着两国绵延的诗史，供给两个民族——不，我们简直可以说全人类——底精神饮料。
梁宗岱在受到西方影响的认知框架中，将原本宽泛的“兴”缩小到纯文学的范畴，并将其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和诗人进行比附，实际是从文学这一具体的角度出发，深度拓展了古代文论中“兴”从无到有，从“无形”到“有形”，从“有限”到“无限”的审美追求，而这种审美的追求随着屈原的“义愤”“侘傺”和“怅望”，“汇合为一朵清明热烈的意识火焰”[44]，成为焦躁的社会里精神的救赎和变革的力量。而后者在闻一多的诗学追求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于闻一多的诗歌，最有标志性的莫过于《死水》[45]：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
漂满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们笑声变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
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