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瞿秋白短暂的革命生涯中，诗歌以及其所代表的古代文学观念绝不仅仅是“国故”那么简单。这在他远在异国他乡却心系中国的诗化表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瞿秋白深层的文化基因当中，因为历史时间的久远、地域空间的转换，古代的诗歌、文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审美价值成了他内在精神中最熟悉也最崇高的追求。他在中秋时节所表达的对于“千里共婵娟”的渴望，与其说是对故乡人的思念，不如说是发自内心的思接千古，是对那个遥远、模糊却又异常强烈的精神价值的渴念。而他在旅俄途中所发出的对“朱门酒肉臭”的感慨，也显然是将中国古代文学中通过审美的批判而激发变革的精神价值传承了下来。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被内化为动乱年代人们内心的文化之根，而这种对遥远的浪漫的追忆也时刻可以演变成面对现实的精神超脱，或者改变现实的革命的动力。这便是为什么瞿秋白在《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中提出：“中国的特点就在于：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曾经经过三四次（最古代的战国时期还不算在内）。这样的转变过程往往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36]这其中，“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堂前燕”，指的就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脱离了具体的知识形态和意识形态而深入精神层面的文学审美价值。这种审美的价值或者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遥远的精神追忆，或者是严酷环境下精神的救赎、革命的动力。这在瞿秋白1935年的狱中诗中得到了尤为有冲击力的表达。瞿秋白《卜算子》词言：“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37]以及瞿秋白狱中绝笔[38]：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二）梁宗岱、闻一多、马一浮、胡兰成
如前所述，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显性话语中，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而来的是大量西方经典文学的引入和西方文学观念、理论体系的入侵，“科学的精神”在当时几乎被视为普世价值，在梁宗岱那里也不例外。梁宗岱的文学阐释思路和早期的王国维有些相似，他更多从学者的身份出发，认为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不要走要么“复古”要么“全盘西化”的两个极端，而是应该用“超利害性”和“无私性”的“科学精神”来对待自己的“文化系统”，这似乎在本质上也是走着解构—重整的路子。然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太胜教授认为“梁宗岱（1903—1983）是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堪与宗白华、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等相提并论的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家，在诗歌的创作、翻译、特别是研究上都卓有成绩。他30年代中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在当时是影响较大的诗学专著，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诗学研究水平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梁宗岱的比较诗学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认同的需求，是借诸于比较诗学在历史诗学的探寻中重构中国文学经典、追寻中国诗歌精神的努力。”[39]
众所周知，梁宗岱所进行的是对中西文化的平行比较，在这两者之间他所找到的关联便是象征主义。梁宗岱对象征的定义是[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