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末开始盛行的对学科史的回顾与展望中，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进行反思，我们到底是从何时开始，把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现代的学科来进行研究的。例如，在暨南大学蒋述卓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中，开篇第一节就探讨了“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起始点”问题。书中梳理了学界不同的声音，认为大概有三种有代表性的判断和处理。第一种以1927年陈钟凡出版的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界，认为对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应该从那时开始算起，这样距离本书现在的写作已有将近90年的历史了。这种观点以张海明在1997年出版的《回顾与反思：古代文论研究70年》为代表。第二种是最流行的看法，认为应该从五四运动开始算起。例如，陆海明在1988年出版《古代文论的现代思考》，就汇聚并引领了一直以来领域内学者的共识，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新学科，“它是五四文学运动的产儿”。而事实上不管在蒋述卓书中还是在本书的“导论”部分都注意到，早在朱自清给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所写的书评文章里就已经提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66]所以说现在的学科体系的建立来源于五四，几乎是学界的共识。这样的观点与第一种定位于陈钟凡出版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观点相比，只是认定的内容不同而已。一个说的是以现代的方法开始研究古代文论，一个说的是文论史写作的起点，实际并没有观点上的出入。第三种观点，根据蒋述卓的总结，则是以1997年《文学评论》上名为《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研究》的一篇文章为代表，作者是南开大学的罗宗强和澳门学者邓国光，他们认为：“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67]而实际上对比以上第一、第二种观点不难发现，这里所指的内容也是不同的。相对于第二种对批评史起源的追溯，这里追溯的是对具体文本或问题的研究的开端；相对于第一种对文论研究的科学方法和态度的追溯，这里追溯的则是具体的系统的实践。总的来说，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开端，正如我在“导论”部分阐述的原因，我并不认为把它简单地归结到五四运动这样显性的由宣传策略和政治风向主导的社会现象，对于内在的学理探索会起到实质的促进作用。对于“古代文学理论”的学科认同，更多的是随着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并不一定要与五四有直接的联系。具体地说，如果真的要反思几十年来“古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问题，那么需要具体地了解最能反映学科建设历程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
首先来看20世纪初期到90年代以前在几代学者努力进行古代文论学科建设的历程中，古代文论史的书写经历了怎样的方法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