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研究宗白华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宗白华为何没有写成中国美学史》,其标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文章中提到,根据曾经做过宗白华助教的叶朗教授的介绍,“1962年,国务院指派周扬主持大学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当时列入编写计划的美学教材有3部:一部是《美学概论》,由王朝闻主编;另一部是《西方美学史》,由朱光潜先生一人独撰;还有一部就是《中国美学史》,宗白华主编。《西方美学史》在20世纪60年代顺利出版,《美学概论》也在1981年正式出版,唯独《中国美学史》夭折,最后以于民和叶朗负责编写出上、下两册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交差了事”[63]。宗先生的弟子林同华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这件事情:“60年代,宗先生开始主编《中国美学史》,还同汤先生(汤用彤)谈到研究中国美学的特殊方法和见解。汤、宗两位先生都从艺术实践所总结的美学思想出发,强调中国美学应该从更广泛的背景上收集资料。汤先生甚至认为,《大藏经》中有关箜篌的记载,也可能对美学研究有用。宗先生同意汤先生的见解,强调指出,一些文人笔记和艺人的心得,虽然片言只语,也偶然可以发现精深的美学见解。以后,编写《中国美学史》的工作,由于参加者出现了意见分歧,没有按照宗先生的重视艺术实践的精深见解和汤先生关于佛教的美学思想的研究方法去尝试,终于使《中国美学史》的编写,未能如朱先生撰写《西方美学史》那样顺利问世。宗先生留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史笔记的整理,就成为非常艰难的工作。”[64]
研究者根据这段话,推测宗白华与其他编写成员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学术立场不同。“宗先生要坚持学术本位,而以周扬为‘主持人’的另一方,在当时的环境下,坚持的可能是教条化的马列主义政治立场,文艺和美学的机械反映论”。这可以在当时出版的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和宗白华后来出的《美学散步》的比较中看出来。第二,在材料的选取上,“宗先生认同汤用彤的看法,强调应从文艺之外更广泛的基础上搜集资料,这符合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哲学等的事实,但这样一来,可能会耗时费力,造成编写任务的繁重艰巨”。第三,在编写体例上,“倘若用马列主义的文艺政策和术语来阐释和‘解读’中国古典美学,那将是多么别扭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重读宗先生的美学论文,仍深受启发,启发我们对中国美学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也往往醉倒在那行云流水、天光云影的诗意文字当中。”[65]在以中国古代之审美精神为名义的领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伴随着“古代文论”向“古代文学理论”的转变,“古代文论”的学科建设又经历了怎样“科学”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