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文人和地方士绅，这种“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被切断之后，他们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顿时失去了意义，他们变得迫切需要寻找其他方式来实现根植在骨子里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再加上当时外来思想和外来学习体系的影响，大多数人由于内在的兴趣和外在的需要而迅速涌入城市、进入新式学堂，接受了全新的教育体系和不一样的价值观念。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再扮演维持儒家教化和维护血缘宗族制度的角色，而是在外来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特征。许纪霖对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产生的这个新的知识阶层的特征和政治命运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这里的知识阶层是指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从事抽象符号系统创造、传播和使用的自由职业群体，包括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教师、编辑、记者等。最早的知识阶层是从传统士绅阶层中脱胎、分化而来的，他们大都云集在沿海大城市里，与现代化的都市生活息息相关。他们是社会各阶层中受西学影响最深、对现实感觉最敏锐的群体，也最富于浪漫主义气质和乌托邦理想，因而他们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而且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在中国，知识阶层是现代化的鼓吹和发动者，历次革命与变革都是由知识阶层中的精英集团倡导的。然而，知识阶层也是一个脆弱、涣散的社会群体，它没有传统士绅那种以科举制度为中轴的‘固定团体格式’，也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或职业基础，因而其内部就按照各自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政治信仰、知识系统分化成种种隔离甚至对立的文化政治集团，在现代化的发展取向上争论不休，各行其道，这就削弱了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影响现代化的现实功能，最后往往成为其所鼓吹的政治革命或社会改革的牺牲品，成为边缘化的社会群体。”[40]由此可见，由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到在中国社会体制中根底槃深的地方士绅，再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是逐步走向衰落的，这样的衰落与传统文化、文学、文论的衰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我们决不能忽略的是，这其中根深蒂固的集体文化心理，也就是之前提到的实用理性精神，一直在中国知识阶层角色演变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便使得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表现出独有的特征。
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王国维。他于1877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的书香世家，可以说生来就是士绅阶层的典型代表。根据《王国维传》和王国维的自述，他的家族因为出过抗金名将和曾经拥有世袭的爵位而在当地备受敬仰，也有很深的家学渊源。王国维从小便接受典型的中国传统教育，进入私塾，博览群书，同时也在父亲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传统文化典籍。他的学习和成长之路最初与传统意义上普通的文人士绅并无二异，1892年便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的成绩中了秀才，成为“海宁四才子”之一。之后他又连续三次参加了杭州府的府试，直到第三次才小有成绩。王国维的科举考试之路并不太顺遂。正好在那时，社会的变革为他提供了接受全新教育的机会。1898年他去上海，放弃了传统的晋升的希望，加入了城市的新兴精英集团。他开始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英语、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热情拥抱了流行的新式教育。之后，他又辗转于不同的师范学堂从事教育工作，教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并且开始阅读叔本华、康德等人的著作，还有了一段在辛亥革命后逃居日本的生活经历。社会的变革和人生历程的转向也促使他形成了与传统文人完全不同的学术走向。毫无疑问，像当时所有急切地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以国族社会的救亡图存为己任的文人知识分子一样，王国维本身有着极强的社会抱负，正如他在《读史二十首（录十二）》里所写：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