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19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给原来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在微观层面对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古代文化的现代传承也有极大的启发。跨学科的视角在这里对我们显得尤为重要：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清末被废除，在计量经济史领域，有人对此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数据统计，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传统的文人、乡绅阶层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制度传承上发挥的核心作用，而这一阶层向上发展的机制的废除，绝不仅仅是选拔人才的方式发生改变这么简单，而是意味着整体的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也随之而生。该研究对262个郡县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越是在具有大量参加科举考试初试名额的地区，科举考试被废除之后，越是具有更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并相较于其他地区，有更多的人参与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当中。[36]由科举制度的废除所带来的传统文人和士绅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对新的社会结构和观念的产生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许纪霖对这一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也曾进行过深刻的概括：“中央王权借助官僚阶层维持着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士绅阶层在底层维持地方的治安与教化，而农民阶层向帝国缴赋纳税。”[37]他认为，这是传统社会中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这几个阶层同时存在，各有归属和功能，同时互相影响和流动，“通过科举制度，农民在理论上可以跻身于士绅阶层；取得功名的士绅入仕之后成为官僚帝国中的一员；官僚告老还乡之后又重新复归于地方士绅行列，如此构成一种井然流动的社会关系。”[38]然而，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时局下，清廷不得不考虑主动变革，科举制度因其难以选拔和培养适应时代的人才而经历了由改革到废除的过程，同时期所施行的改革措施还有新学堂的创办。受到科举废止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此前与科举制度关联密切的文人阶层。科举制度的消失不仅仅使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身份意识、知识结构以及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影响他们而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撰文提到的那样，“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持儒家学说在国家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是攫取特权和向上爬的阶梯，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取消科举制度的行动破坏了2000年来通过许多步骤才得以巩固的社会统一的根基。这一行动逐渐产生的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发动它的那些士大夫在1905年公开预见的所有后果都重要得多。它抛弃了旧的规范却没能提出一个新的规范，使得社会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处于无目标的游移之中。”[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