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在时代课题中把握中国智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问题。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认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今天走向二十世纪结尾，现代生活已在世界范围内打碎着种种古老传统，中国农村也在开始变革，但观念形态在这方面的变革进度却并不能算迅速（例如关于**的观念），那就更不用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传统社会了。”所以他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儒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而儒学、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孔孟思想的力量，主要就在这里，它们保存了氏族社会中的人道民主理想，而不像代表成熟的后期地域国家制的法家思想那么**裸地宣传剥削与压迫、功利与军事。但孔孟思想的弱点也在于此，它们轻视功利、强调道德的伦理主义，一直到近代，仍然是阻碍改革社会结构和改变社会意识的消极力量。”这与许纪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制度演进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不谋而合。他认为国民政府之所以最终丧失了领导现代化的政治功能和最基本的权力控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尽管立法与行政机构制定了大量法律与行政规范，形成了一整套书面的制度化系列，但在中国权力运作实际过程中起真正作用的，仍是两千年遗传下来的带有浓郁宗法血缘关系的‘习惯法’，这种因人而异的、随意性极强的人治传统极大地阻碍了现代行政机构中形式理性原则的确立，使国民政府的制度化一直徘徊在低水平状态。”[32]
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本源进行挖掘的基础上，李泽厚进一步提出，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是实用理性，而这种实用理性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进行的现代观念的选取：“从哲学看，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虽然非常丰富而成熟，但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由于强调社会的稳定、人际的和谐，它们又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重点在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同时，他认为，从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变来看，不论是先秦讲求政治论的社会哲学，还是秦汉的宇宙论哲学、魏晋的本体论哲学、宋明的心性论哲学，抑或是近代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的认识论哲学，尽管各有偏重，但是从未舍弃“内圣外王”“儒道互补”的实用理性的基本精神。另外在人生观念和生活信仰上，他认为中国的传统精神，即中国的核心智慧，在于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性逻辑的清晰。总起来说，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这便是所谓的“乐感文化”。在李泽厚看来，正是“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交互作用，形成了中国人“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的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因此使得中国人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必然这一问题暂且悬而不论，李泽厚对不同时期的思想资源进行基本逻辑的历史和哲学梳理至少告诉我们，外来的思想资源与传统的文化遗产之间持续地存在着张力场，各种要素相互影响、促进、消长或组合，共同形成了动态的中国现代化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