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古代文论的学科框架，放眼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上述中国古代文论在新旧交替的年代遇到的境况，与许纪霖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描述高度重合：“现代化的变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西方的宗教和科技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就通过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开始了，而19世纪上半叶清朝帝国内部的一系列社会动向也为以后的变革提供了历史和心理的前提。即使在1840年之后，作为历史象征的许多社会文化现象，如人口过剩，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地方武装割据，攘外与安内之争，文化上的激烈反传统，纲常名教的式微等等，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绝非罕见，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只是历次皇朝更迭或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症候而已。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倘若在过去，历史势必依照延续二千年的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又一轮王朝循环。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29]在这样的宏观语境中考察中国古代文论，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其作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面对着西学的话语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同时也背负了文化机制的历史演进给其所带来的潜藏的挑战。我们需要有效地应对冲击与挑战，只是盲目地试图用古代话语解释现代问题，肯定是不够的，只是纯粹地表达失语的焦虑也是无济于事的，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于现代学科划分的弊病肯定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深入了解错综复杂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状况，借助来自各学科的力量，随着学者们从各个领域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的反思而剥茧抽丝地发掘古代文论在其中发挥或者应该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历史的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国文化特色产生的独特的塑造作用从来没有被忽视，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30]的特殊状况。正如许纪霖所描述的：“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锁闭的国门向世界开放以后，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加深也不断强化。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清王朝、袁世凯和国民党合法性的丧失无不与‘丧权辱国’有关，而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的胜利，虽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成功的背景与手段也有异，但其深层历史底蕴都带有民族主义倾向，这就使这些革命获得了改朝换代的现实合法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手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神魔般的社会动员作用。”[31]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给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众多负面的抗拒效应，而另一方面许多推动或者迎合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渊源也来源于传统文化心态，并且由于这些传统心理倾向的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