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相对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的主流探讨，本书更倾向于认同LeighJenco与ElisabethForster的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多数学者将“五四”看成理解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并且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殴梵（LeoLee）教授在对中国现代性的探索中提出：“中国的现代性是在非线性发展的时代语境中被定义下来的。”[60]然而根据李长之提出的文化一定是历史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李蕾（LeighJenco）教授认为，其实在“五四”时期，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更纠结于日渐强烈的对于传统文化不可割舍的意识，由此大家几乎已经达成共识，“那些早期的改革者们试图从西方借来的东西——宪法、人权、先进的科技——不可能直接被插入过去而不在不可避免的将来遗留问题，他们必须从不易复制的历史进程中演化而来”[61]。牛津大学的ElisabethForster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对中国现代性新文化的建立作用进行了更为彻底的解构。通过对当时材料的还原和梳理，Forster得出结论，新文化运动这一术语其实直到1919年夏天才被创造出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学术论争、政治活动、媒体宣传和有策略的市场推广，得到广泛传播，进入了大众话语。而对于这一术语的塑造与推广，在当时与其说是作为新思想的资源和武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内容空洞的时髦术语（buzzword），将一系列已经在进行中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这其中便包括五四运动。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关联起来，更多的是一种报纸的宣传策略，借新文化运动的明星倡导者胡适和陈独秀的大名为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观念增添光环。这样一种实用性极强的市场策略最终当然获得成功，而新文化运动受到全球化现代性浪潮的影响所开创的往后一个世纪的“当代中国”传统这样一种创始神话，由此被建立了起来。[62]有时，其实是最懂策略的人书写了历史，可他们写下的却未必是最有利于我们理解传统的历史。
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浩浩****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特殊的意义。例如，这加快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足鼎立之势的形成，但对于古代文论之现代意义的发掘，却不是其社会价值发生改变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