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案史”研究系列的一个具体案例研究，本书关注的对象是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于是我们有必要明确两个核心的概念。什么是“新时期”？根据前面所介绍的本书对价值观念演变的深层逻辑的追寻，本书所描述的“新时期”绝不可能开始于“五四”时期，也不可能开始于简单地借助西式教育的思想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政治体制混为一谈进行全盘否定的新文化运动，尽管这两个事件历来在现代历史与文学的研究中都被视为标志性的起点。根据本书在上述分析中使用的逻辑，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也断然不会有清晰的阶段划分。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学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整个民族集体性的文化心态当中，带着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面对的困境和挑战进入了新的时期，接受了外来的全新的思想资源和政治制度的碰撞和融合，在社会格局“风雨如晦”，话语论争“鸡鸣不已”的状况下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当然，全新格局的形成一定是在制度变革的契机下产生的。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最具事件性和结构性影响力的契机当属科举考试的废除。正是科举考试的废除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在制度和价值两方面的稳定结构，使得原来的社会关系在松散的结构下承受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也促使传统的社会精英在走向衰败之时向新的精英阶层转变。新的知识阶层由此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新文化在不同思想领域的一元化和内聚化，以及在此不稳定的内在逻辑基础上所产生的一个世纪以来的周期性的文化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