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大众化的知识传播趋势也使得人们对经典的意义开始产生质疑。比如，宋代，广泛的知识传播使得文人士大夫们对重新阐释《诗经》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时间产生了不胜枚举的《诗经》阐释著作，形成了与先秦、汉代完全不同的宋代诗经学。清末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对宋代诗经学进行了这样的总结：“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辨妄传》始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当时周孚已反攻郑樵。朱子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吕祖谦《读诗记》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说也。后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诗，且为**人自言。同时陈傅良已疑之，谓：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奔之具，窃所未安。马端临《文献通考》辨之尤详，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乐而不**；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又引郑六卿饯韩宣子所赋诗，皆文公所斥以为**奔之人所作，而不闻被讥。乃知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朱子《诗集传》，宋人已疑之。”[21]从这以后，关于《诗经》的诠释不再由“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孔疏”所构建的汉学典范所支配。经典文学的意义不再是孔子所言的“兴观群怨”“出使专对”，不再是战国时期的“温柔敦厚”“断章取义”，不再是汉人的“据诗言政”“以三百篇为谏书”，《诗经》的价值在于明心见性，在于感物道情。[22]而到了明代，《诗经》更是走下了经学的圣坛，走向了可供大众直接欣赏阐释、抒发个人化情感的文学的世界，正如刘毓庆所说，“明代学者正是在《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以群体的力量，将持续了千百年的《诗经》经学研究方向，转向了对《诗经》文学本质的探讨，涌现出了大批《诗经》文学研究的学者与著作”[23]。这便意味着经典文本不再是在意义的理解上深妙精微、遥不可及，而是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共情地体验作为大众文学抒情作品的点滴美好。一千个读者心中可以产生一千个哈姆雷特，形象具体、栩栩如生，又何须抽象晦涩的古代文论对其进行系统的绑架，再以之为基础给普罗大众的文学写作立法呢？到了清代，疑古之风更是盛行。同样在《诗经》阐释领域，黄宗羲《万贞一诗序》云：“彼以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必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若是，则四时之发敛寒暑，必发敛乃为温柔敦厚，寒暑则非矣；人之喜怒哀乐，必喜乐乃为温柔敦厚，怒哀则非矣。”[24]学者们不满于对经典文本几经传承，却对意义的阐释始终晦暗不明的状况，走向了切实的文字考据，不再对意义有更大的兴趣。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清代的“正统派之学风”有这样几大特色：“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25]在这当中，务实、考据、精简和学术探讨、平等争论成了关键词，这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传播方式的改变、知识的下沉、权威不断受到挑战、文学势弱乃至缩小为专业领域的特殊文体的演变历程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经典文本失却了“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26]的崇高地位，文论也自然失却了“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27]“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28]这般足以“鼓天下而动”的话语权威。古代文论的发展到了清代，不说原有的社会影响力，不说为文学立法，甚至连原本可以作为文学批评和鉴赏的重要话语资源的作用都已经被逐渐弱化，文论话语的使用也越来越流于主观和空泛。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清代诗人宋荦时提到“荦诗大抵纵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源渊出于苏轼。王士祯《池北偶谈》记其尝绘轼像，而己侍立其侧。后谒选果得黄州通判，为轼旧游地。……其宗法可以概见。故其诗虽不及士祯之超逸，而清刚隽上，亦拔戟自成一队。其序、记、奏议等作，亦皆流畅条达，有眉山轨度。”这里对诗人和作品的评价并不是以作品本身为基本出发点的，更不是以传统的文论观作为鉴赏标准的，而是直接将人物生平与其推崇的文学大家联系起来，主观随意地将两者的诗风抽象地联系起来。再者，因为受到如前文所言将作者做人的境界与作品的境界直接联系的批评传统的影响，再加上彼时文论话语影响力的衰落，有时对作者名望的判断直接取代了对作品文学特性的判断，完全架空了文论的话语。例如，清朝初年的潘天成，本是很普通的书生，诗歌写作并无特别可取之处，但由于为人的品行受到了关注，哪怕在作为时代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中也将他的诗歌作品收入正选，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诗文皆抒所欲言，不甚入格。然行谊者文章之本，纲常者风教之源。天成出自寒门，终身贫贱，而天性真挚，人品高洁，类古所谓独行者……固不与操觚之士论文采之优劣，亦不与讲学之儒争议论之醇疵也。”
由此可见，不管在社会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由于文化传承和观念传播方式的自然改变，文论话语逐渐失却了特别的垄断力和影响力，话语权力逐渐旁落，以至发展到如今，文论的失语与古代语境中的话语霸权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由于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和“五四”的喧嚣被前所未有地强化并凸显出来，但究其实质，其根本的问题还是来源于文化自身内在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挑战。而古代文论所面临的必然挑战，也正好与其依存的传统文化一起，带着悬而未决的氤氲，进入发生着巨大变革的现代化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