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在上古语境中，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和经典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因为古老并且华贵的经典的传承一定需要依赖有美感的形式。《诗经》在其被整理成集之初便承担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社会功能，更不用说比《诗经》更早的文学性写作主要是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如青铜器上）用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匹配的雍容华贵的方式记录重要礼仪，以使之世代传承。文学作为传承和传播经典的重要形式，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建构当中，甚至是作为观念传承的基本载体主宰了社会的价值。而在当时，文学写作本身也不是清晰透明、简单易懂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古时期知识的建构本身就具有垄断性，话语权由少数有文化的贵族所把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经典文本的传承年代久远、意义晦涩，再加上这些经典文本大多书写在极其罕有的青铜器上，篇幅有限，这便赋予了文学阐释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力。孔子宣称对古代经典“述而不作”，其实已经垄断了相当的话语霸权。同样，在孔子之后继续对经典的文学文本进行阐释的文人学者也自然而然地因为经典文本的权威性而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继而通过主导文学这一基本的交往载体而立法社会。
然而，这其中许多决定性的条件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首先，随着书写材料不断向着轻便、廉价的方向发展演变，直到后来造纸术的发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和民间刻坊的蓬勃发展，文化知识由少数贵族向越来越庞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下沉，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礼仪文化或者社会意义的传承已经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如青铜器上的铭文）、狭小的群体（统治阶层）和狭小的价值领域（贵族阶层沟通天人的精神价值和政治价值），价值传承和传播的形式自然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凝练、华美并且充满贵族气的主流的文学表达自然会慢慢地被更加大众化的交往方式所取代，正如清代的焦循提出的著名观察——“一代有一代之所胜”，[20]在社会中处于强盛地位的文学形式，从周代的六艺、战国诸子到楚骚、汉魏乐府、六代骈语、唐诗、宋词再到元杂剧、明清小说，从历时的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短到长、由贵族向大众、由华美到日常、由晦涩到平易、文学性逐渐减弱的转变历程。在文学发展的领域尚且表现出这样的状况，更不用说主流的社会交往方式了，文学的载体地位已经在慢慢弱化。这样，通过为文学立法继而在整体的社会价值领域产生影响的古代文论，自然也慢慢失去了主流社会思想领域这块广大的阵地。而这块阵地的丧失显然是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和下沉带来的必然结果。
那么对于文学这块阵地呢？毫无疑问，文化知识的普及自然使得文学阐释对文学文本的意义垄断不复存在。当大多数的文人知识分子都可以独立且深刻地理解经典文本的意义的时候，文论为文学提供阐释进而立法的意义则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那么文论对文学意义的主导则更多地退而成为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时可供人物随意选取的一些方便的术语而已。尽管这些文论术语在近古语境中仍然对文学的创作风格具有引导意义，但相比之前在社会思想和文学传统中的重要作用，则已经是走向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