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地来看，“大数据”在文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是最近几年才开始逐步显现出来的。但如果我们广义地定义“大数据”在文学研究中的功能，那么，当我们使用互联网（如知网-cnki、谷歌学术-scholar-google、Jstor数据库）等新兴电子工具帮助我们搜索文学类文献的时候，这就已经是“大数据”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起重要作用了。在文献检索中用到的方法就是计算机科学领域里“机器学习”中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的方法。[3]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无形之中就潜移默化地运用了“大数据”的直接成果，来推进文学研究的前沿。互联网搜索工具对于文学研究的功能和作用，和现在更复杂的大数据方法的应用，事实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不同学科相互融合的结果。此外，这一章尤其想强调的是，所谓“大数据”的方法本身，并不只是在于“数据”本身的新颖程度，而更重要的是有创新的搜集数据、分析解读数据以及展示数据结果的方法。也就是说，“大数据”不只是关于数据，更重要的是在于发展和应用创新的方法和工具。
与其说建议人文学者使用“大数据”，还不如说建议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掌握和发展出一系列和人文学科自身发展相匹配的“大数据的方法”。这样的理解方式，对于“数字人文”的发展尤其重要。“数字人文”并不是说人文学科的研究被动地被其他领域“入侵”，而应该是人文学科自身的创新。掌握和运用“大数据”的方法并不是要摈弃传统的分析范式。恰恰相反，合理地将“大数据”的方法与经典的文学研究思路相结合，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效率，促进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的发展。
在“数字人文”发展的大潮中，欧美的很多名校都陆续建立了数字人文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项目，如斯坦福大学，加州洛杉矶大学、纽约大学、伦敦国王学院、马里兰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而中国大陆高校的第一个数字人文学科研究中心是2011年在武汉大学建立的。南京大学也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叫作“数字人文与超媒体GIS工作室”。这个机构除了开发和利用电子文本信息之外，还充分利用历史地理信息来进行人文学科的研究。在人文领域，很多学者的相关研究项目都得到了国家级的和重要研究机构的资助。下面就重点阐释一下“数字人文”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的由来和这个学科“本土化”的重要意义。
人文学科和数字技术的结合，不仅意味着学科的相互促进和交叉发展，对我国的人文学科而言也意味着数字人文的本土化。事实上，我国学者对于广义的“数字人文”做出的贡献要早于最近的一波大数据热潮。早在1976年，我国学者就开始利用文本分析处理的计算机方法统计著名作家老舍的著作《骆驼祥子》中相关的字频和词频。文本分析的方法起源于西方国家，而中文信息处理需要对现代和古代汉语的特点和人文意涵进行分析和系统的解读。因此如何将基于西方语言和语境的这套分析工具应用和发展到汉语文字（尤其包括古汉语）的文本分析中，就成了中国的人文学者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事实上，为了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现代汉语，自1979年以来，我国就自行研发了多种机器可读的语料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