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化诗学的研究并不适合根据传统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方式被界定为外部研究，而是具有由外而内的，或者说内外融合的特质。这集中体现在文化诗学的关注点由社会结构必然地向言说者主体性的转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文化诗学的研究都必然地转向主体，只是就整体而言，这会是一股自然的趋势。因为从学理上看，一方面古代文论本来就以个体化的感性话语居多，另一方面对不同社会话语之间互动的结构性揭示，必然将人们关注的重点引向不同话语产生同时作用的群体性的社会主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明显的转向的趋势。早在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多元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有许多学者基于这样的转向而在不同的具体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侯雅文《和同文化与中国古典诗学之关系：以李梦阳诗学为例》，孟泽《“且介”身份、“悖论”立场与否定式话语——王国维鲁迅的思想取径》，唐宏峰《语言、视觉与风景：探析风景描写的发生》，唐晓敏《“穷而后工”说：从韩愈到欧阳修》，吴海清《魏晋南北朝文体建构活动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关系》，张晶《中国美学中的宇宙生命感及空间感》，左东岭《论高启诗歌审美观念的演变》等文章，都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从具体的社会风尚、思潮或者政治、经济结构入手，通过对语境的重建与复杂关系的梳理，实现对群体或者个体的主体性的接近完整的把握，从而增进对特定文学观念的理解。紧接其后，在2011年12月的《视角与方法：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也有许多由社会结构向主体性转向的杰出论述。例如，汪春泓《论杨恽》，刘畅《若即若离与“唯务折衷”——从刘勰与时流的社会距离看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曲景毅《论唐代文章之演进：以“大手笔”作家为视角》，周兴陆《宋学背景中的诗歌鉴赏论》，李桂奎《“跨界”借镜与中国古代小说文本批评》，石玲《袁枚性灵说与传统诗学的分歧和冲突——从山左诗人性灵说接受态度谈起》，等等。在《文化与诗学》集刊中，这样的趋势也越来越被凸显出来。王培友《论北宋洛阳地域文化与洛阳士人诗歌主题》，彭民权《从晏殊、欧阳修之交恶看晏殊对韩愈的评价》，黄春燕《李渔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形象与明末清初江南市井风情》等一组文章的集中刊载，更说明文化诗学的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意识到这种转向，并下意识地在这个路径上进行实践。正如李春青教授在访谈中明确回答的，“我始终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或许是因为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缘故，一切言说都与言说者的个体主体性，例如情绪、情感、好恶、个人动机等密切相关。尤其是诗词歌赋之类的文学及相关的诗文评就更是如此。我认为言说个体的心理结构背后总是隐含着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心理结构，而后者又与特定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可以通过文本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显现出来。”相对于文化诗学在学界整体研究中表现出来的由社会结构向主体性的转向，李春青对于主体的发掘则更加清晰与积极。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社会结构到文本到群体心理再到个体主体性这样一条方向性明确的探索之路，而文化诗学向主体性转向的更为重要的现代意义，则能够随着这条清晰的路径的向内深化而自然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