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为了充分融入现代性的讨论，同时也是在最大程度上借助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原文论的原生语境，以及整体的运行传播机制，文化诗学的开放程度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既然旨在重建的是文化的大背景，那么我们知道，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具体的社会状况和话语之间的互动机制是瞬息万变的。最终得以流传并被我们现代人理解的更多的是主流的文化或者强势的权力话语，而我们经常因为文化的复杂性而放弃了对它条分缕析的探寻，直接用习以为常的既定观点将其盖棺定论。实际上，随着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以来形成的各种文化观念的反思，我们对古代文化也有了来自各个不同角度和学科的新的认识。这样一来，首先，时刻保持对交叉领域最新研究的关注，培养自身不断吸收新的方法、开拓新的维度的前沿性与包容性，以服务于整体的语境建设，也应该成为文化诗学应有的品格。其次，对当代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文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也应该保持全面的开放态度，而不是仍然持有传统的本质主义研究者在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常常表现出来的保守与畏缩态度。这便涉及本书最后一章将重点讨论的经济史、量化历史、计算机、地理学、文学等跨专业的沟通与合作给传统的人文研究所带来的变革，对文化诗学的古代文论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最后，对于文化的上层系统中偏思想性与宏观的研究，应该更多地与下层的具体接受联系起来，对上层文化的下沉，下沉的观念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的联系，以及文化与社会制度的互相影响也应该投以关注的兴趣，而不是仅仅执着于上层文化的宏观推演。总的来说，文化诗学既然是属于后现代性范畴的话语形态，也便是整个现代性反思思潮的组成部分，与同样处在这一思潮中的来自其他角度甚至内容的研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古代文论本身也独特地具有跨学科的特性，所以对它的文化语境重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兼收并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