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类似的还有叶维廉（Wai-limYip）、华兹生（BurtonWatson）、吉川幸次郎（YoshikawaKo-jiro-）、李祁（LiChi）等一批在当时非常活跃的学者。叶维廉作为在海外求学并执教的中国学者，对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不但深入研究艾略特与庞德，同时还对中国古诗尤其是王维的诗进行专门的探讨，两方的深入比较可想而知。他在1972年出版英文专著HidingintheUniverse：PoemsbyWangWei（《隐居于天地之间：论王维诗》），[42]在其中进行大量细致的跨文化比较，将王维的诗与司空图、美国现代主义诗人WallaceStevens，美国生态诗人GarySnyder，奥地利神秘主义诗人小说家RainerMariaRilke并举，同时对王维的诗力图准确而不失文学性地进行翻译，用比较与结构分析的方式将王维的诗在天地间隐居的空灵特性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从翻译与学术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这在当时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然而，正如他的评论者所说的，作者在进行大量比较的同时却忽略了与王维同时代的田园诗人陶潜。[43]王维在很多诗句的写作中有明显模仿陶潜的地方，却并没有被作者叶维廉指出来加以分析，更没有谈及陶潜对王维的影响，这显然是作者在直面文本的同时忘记了历史的维度，把王维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只是进行纯文学的技术化、专门性探讨。这种现象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华兹生在1971年出版了ChineseLyricism：ShihPoetryfromtheSecondtotheTwelfthCentury（《中国抒情：公元2世纪到12世纪的诗歌》），[44]本应是一本诗歌史类的专著，读者理所当然地期待从中读出诗歌风格和核心概念的历史性流变，但作者却只是分章对每个时代的代表性诗歌体裁、代表内容和代表作家进行了介绍和翻译。虽然作者用功很深，大部分的内容和翻译都精准且极富文学欣赏性，但却由于专门化的文学学科视野而少了一些深度和广度。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对宋代诗歌的研究也是如此。他的书取名为AnIntroductiontoSungPoetry（《宋诗概说》），却没有真正把宋诗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详细分析其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渊源，也没有对当时对宋诗面貌的形成有着极大影响的宋代理学等一系列哲学思潮进行辨析，而只是在导论中泛泛提及宋代以哲学入诗的特色，之后便分章节对有名的诗人、生平和作品一一介绍。同样地，对于宋代思想家朱熹，李祁在介绍他的诗歌作品时，也只是从现代诗歌标准出发，找出朱熹诗歌中与现代标准靠近的篇章进行文本分析和创作背景的介绍，认为这样便证明了朱熹诗歌的文学性、展现了正襟危坐的理学家文学情感丰富的面向，这无疑是受到了单一学科界限对研究视野的限制。
值得说明的是，所有这些研究在当时都是非常有洞见也很新颖的，直到今天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忽略的参考资料。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学科分类的大环境的影响和对汉学研究技术化传统的推崇与沿袭，使得他们更为关注本学科领域的方法和文本，专注于在最大程度上发掘手中文学作品的独特性。而这种对手头文本独特性的发掘则在无意中使得中国研究这一整个领域都更趋专业化，仿佛与“中国”这一研究内容相关的所有探索可以自成一门学科，而区别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这种专业化不仅体现在早期，甚至体现在当前的海外汉学研究中，根据本书第一、二章的梳理，中国学者的研究也长期以来都处于这种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在国内则直接导致了作为当代中国文论热点问题的“文论失语症”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45]在海外学界则导致了本章开头所介绍的人们对中国人文研究之实用性的质疑。[46]
非常贴近文本的技术化汉学方法可以说是整个汉学研究领域的根本方法，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无疑是求真务实的研究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实际上任何跨文化的有效阐释都必须建立在严谨的文本研究基础之上。这样的基本研究方法至今也在被广为使用，甚至推崇。最为早期的一批汉学研究期刊至今也被学界视为权威，而他们直到现在也一直坚持着对这种传统文本研究方式的偏好，所发文章仍以这类为主。[47]更不用说在这种技术化的研究传统影响下，当今海外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注释翻译（annotatedtranslation）还是以最大程度的严谨和准确著称。[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