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一群活跃在20世纪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海外中国研究者们为整个汉学研究领域奠定了非常技术化的写作风格。这种严格的技术化倾向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学生，在整个20世纪后期都作为核心传统影响着后代学者们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即使后来当人们已经随着整个世界人文领域新方法广泛流行的大潮开始了更为宏观的探索，对于基础语言文字和概念的理解，仍是汉学界学术批评的重中之重。例如，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缪文杰（）将新兴的一批使用新方法、拓宽研究范围、对研究对象进行更为深入阐释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编纂成书，意在推进整体汉学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多样性，可在当时得到的批评里面仍免不了大篇幅的对书中涉及诗词翻译的锱铢必较的探讨。美国华盛顿大学著名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家康达维（）则在该书的书评中使用了多半的篇幅，专门批评细致的翻译问题，几乎与这本论文选著中的十位作者一一探讨了他对每篇文章中核心概念理解的细微差异，严谨之余让人不禁感叹西方汉学文字注释传统的深厚。[40]直到今天，这种严谨的技术要求仍是海外汉学研究和教育中的重点，严格的注释和英文翻译仍是学术评价的核心标准之一，这虽显烦冗，却是任何方向的研究中都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而这种基本功只有在字斟句酌的翻译过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如果国内的研究不因为中文母语的理所当然而忽略这些看似粗浅的翻译，或许能在细节中发掘更多有意义的课题。
一方面由于对具体文本的细致专注，另一方面因为当代学科体系的细分，西方汉学整体上也存在着专门化的倾向。早期的汉学研究与当今多数的国内研究一样呈现出学科界限分明、研究广度欠缺的现象。虽然都统属于中国研究专业，可当时的汉学研究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是泾渭分明的。例如，上面提到的缪文杰编的《中国诗歌与诗论研究》，虽然精心挑选了十篇当时在方法和视野上都较前代更为新颖的重要代表文章，每一篇都以中国诗歌或诗论为研究对象，可在材料的选取上仍然比较局限，以现代意义上文学的范畴看待文学作品，很少旁及其他相关历史背景或历史材料的考查。虽然对文本的分析细致、对概念的了解深入，却稍显视野的局限。又比如早期著名的诗歌分析学者欧阳桢（EugeneEoyang）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鉴赏和研究中发掘出一些在中西比较视野下的独特概念，如自然的概念、自我的概念，等等。他以对这些概念的追问为核心，通过中西比较与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发掘出这些概念在中国诗歌中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意义，用他独有的方式和角度阐释中国古诗，尤其是山水诗的审美内涵。[41]然而，他对这些概念的全部阐释几乎都建立在对文本的细致分析和对不同诗人的比较上，虽然精妙，但对文本和诗人的选取则比较主观，大多是在文学史上备受推崇的名家名篇，却没有对文学史在这方面的书写有所反思，也没有考虑当代、西方文学概念和审美标准与历史语境中中国古诗的不同，更没有仔细考虑这些诗歌与概念背后的哲学思想资源。这作为单篇的论文或许因其在文学领域内的专业水准可以受到好评，但如果作为对这些核心概念的深度诠释，则是远远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