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语义的理解秉持求真求实的严谨态度，毫无疑问是人文学者展开任何研究的首要基础，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海外汉学研究，则或多或少地由于对真义的执着，而陷入了技术化、专门化、专业化的状况，使其整体的研究规模在80年代之前都比较受限，在整个世界人文研究领域、哪怕亚洲研究领域都没有形成规模和很大的影响。
所谓技术化，主要是指海外汉学家们在一段时间内更多专注于严苛地对中国古代重要著作和文学作品进行字词的训释和精准的翻译。比如田晓菲在对北美汉学的介绍文章中提到的马瑞志（），由于受到这种翻译注释传统的影响，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35年间，一直致力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详细的笺释和翻译。1976年他出版了对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的详细笺注和翻译，用功之深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2002年该书又被另一家权威学术机构再版。[35]198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沈约的专著，极其详尽地对沈约进行了传记式的全面介绍，尤其对他的诗歌以及他所生存的整个文学环境进行了力求完美的翻译和审美呈现，受到同行学者们的高度评价。[36]直到2003年，90岁高龄的他仍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注释和翻译，出版了两卷本的对三位永明体诗人诗歌的注释翻译著作，并将著作正标题写成“光辉永恒的时代”（Theageofeternalbrilliance），表明其对研究对象的衷爱和对研究方向的执着。[37]然而，正如他的同事PaulF.Rouzer评价的那样，马瑞志教授其实更多的是在写作传记而不是进行批判性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有待后人在他打好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另外，说到早期汉学研究的技术化，则不能不提到在国内也很有名气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他的身份很多，中国历史学家、文学家等，但首先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语言学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本的一切分析都建立在他深厚的语言学功底上。他早年在中国生活时，就3100个中国汉字做成调查问卷收集对这些字的不同方言发音，最终以19种不同方言和越南语、日语的发音为基础，加之对古诗韵律的学习研究，精细完整地重新建构起上古和中古汉语语音系统。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自己的古籍考证、注释和翻译。比如他通过对比不同文本内部的语法规律和语词特征，对《左传》的真伪进行考证，[38]并提出鉴别中国古籍一些通用的基本理论，收到积极的反馈。[39]他的《尚书》和《诗经》研究也随之展开。1942—1946年，他连续出版了三本极其详细的用音韵学工具注释和翻译《诗经》的著作，分别为《诗经国风注释》《诗经小雅注释》和《诗经大雅、颂注释》。在这三本书里，他不但对《诗经》的历代注疏和音韵进行了详细考证和辨析，还横向比较了理雅各（JamesLegge）和亚瑟·伟力（ArthurWaley）的全部翻译，力图向整个西方汉学界精准介绍《诗经》，也为中国学界历来对此的一些争议提供了独特的见解。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俄裔美国汉学家卜弼德（），同时也是上文提到马瑞志的博士导师，也是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非常技术化的语言、文字和音韵分析之上，在此就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