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尝试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一方面创造一种可以被认定为是他者的建构的文化印象；另一方面创造不同版本的“中国性”。（同时作者也在注释中提出，“中国性”一定是带引号的，因为它并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核心属性，而是基于内在复杂现象所进行的分类，而这种分类是不断变化并且来自于建构的。）
其二，在呼吁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的同时，接受前所未有的关于文化与文化间性的危险定义。
其三，在跨文化比较或者世界文学的名义下，努力使中国研究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但这样便有了或者将中国文学打造成一个特例，或者成为所谓普遍性结构中的又一个例子的危险，因为这种所谓的普遍性结构仅仅是特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自然建构而已。
在这些力量的裹挟下所进行的研究，与研究者们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而进行研究的初衷背道而驰，并且在根本逻辑上也与学术研究背道而驰，因此，文章的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整个领域研究的合法性进行反思和辩护。作者认为他们出于兴趣所进行的研究本来自然而然地具有自足的理由与合理性，而现在已经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不得不为这个学科以及他们一直以来的智力努力进行辩护。他们认为需要反抗的正是这套话语的前提，正是这样的前提将他们置于劣势。相反，如果仅仅只是对这样的逻辑进行回应，实际上也是被绕进去了。
辩护的前提是进行自我反思，从中梳理出应有的价值。文章认为，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经历了一次双重视角的转换。一方面，学者们开始扩展研究的视野并且拓宽这个领域的轮廓。另一方面，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领域，由此将他们的阐释应用到更广阔的跨文化和比较的框架中去。尽管这些学科的调整由不同的方向组成，但也正好形成互补。第一种方式由于将研究的视野延伸至过去范围之外的，或者正处于过去范围的边界线上的客体与现象，故相对于以前仅仅将领域外的东西纳入域内，现在这种重新定义往往源自对内部事物的更仔细的关注。由此，对于中国文学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混杂性的全新关注，促进了他们在传统视野之外的联结、隶属和结盟关系。第二种动向主要是一种包容性运动，通过这种方式，中国文学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兴趣领域，他们渴望跨文化或全球化的视野。例如，比较的不同路径或者对世界文学的反思。当然，即使在歌德不无吹嘘但同时非常矛盾的对中国小说《好逑传》的关注使得中国文学适合被纳入西方定义下的世界文学之前，中国文学也一直都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并且中国文学的源起早于大多数现今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框架下的其他文学传统。然而，尽管比较文学一直都在宣扬研究的全球性，并且继续驱动了许多跨文化与跨文学研究，但它的实践与方法却一直是缓慢的。与此同时，在比较文学框架内对非西方传统的关注，迫使东西方研究进入新的方向，或者创造性地将关注的中心由欧洲或者“西方”置换出来，这种置换的方式可以是区域内比较的方式，或者避开中心—外围模式，在地理的相邻以及传统的文化影响方式之外寻找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