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英国的博士研究经历，笔者有幸与许多传统文学的海外研究者进行私下的交流。对于“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学”这个问题，答案无非两类。第一是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与中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兴趣。这样的联系与早期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密切相关：当代的许多海外中国文化研究者，或者是早期传教士的学生，或者是他们的直接后裔。而相对于后起的当代中国研究，因为早期传教士对传统中国的更多关注和译介，这样的渊源也决定了他们的兴趣点更多地落到了传统中国，尤其是具有审美性的传统中国文学领域。第二是因为纯粹的个人兴趣。很多人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戏曲或者翻译成英文的古代诗歌，由此对传统中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奇与浓郁的深入探究的兴趣，情之所起，一往而深。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强烈的兴趣都是他们从事研究的直接动机。当然，笔者的研究一开始也是出于强烈的个人兴趣与情感认同，只是随着集体的学科建设和群体学术交流方式的引导，以及自我对传统与现代意识的不断强化，这种直接的现实关注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学术的内在动力。而海外学者既不需要从中国传统中找寻自己与现代社会的联系，也不生活在这样的现实当中。正如金安平通过“合肥四姐妹”的故事对中国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进行个人角度的阐释，书中提到有名的德裔美籍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家傅汉思初到中国学习的故事，“他到中国来，是为着寻求一番奇遇，也是来挑战一种更难的语言”。而在那之前，傅汉思辗转于德国、英国与美国，学习的是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无论在成长还是学习背景上都与中国毫无关系。[6]宇文所安与中国传统诗学的邂逅也是如此，“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英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耳”[7]。他也在自己的专著中反复表达了自己对研究对象的赞赏，以及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的**。例如，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一书的“后记”中，宇文所安写道：“长江流向下游，经过白沙驿，流入大海上至星河，在那你看到同样在黑暗中闪烁的光点。在中国诗歌中的每一道景致都经历了变形并四处显现，它的质变了，先前景致的形式仍一半隐藏于新形式之内。其中某些东西正如《庄子》中的鹏和鲲的变形……所以，为把我们带出峡谷，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次变形；而且我们的诗人可以从一个冥海航行至另一个，沿着河流上游至天，那儿他将成为夜空中的一颗流星。关于这也有一个传说，有个人每隔一年看到一排竹筏漂流在河上，直到最后一年他乘上了这排竹筏，并发现他被带入了银河：对束缚于地上的人类来说他像一颗‘客星’”。[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