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君劢（）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漂泊江湖：南宋诗歌和文学史的反思》（DriftingamongRiversandLakes——SouthernSongDynastyPoetryandtheProblemofLiteraryHistory）便典型地突出了这种整体语境的多维立体研究特色。专著集中考察南宋诗歌，但关注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南宋的语境和诗歌的领域。专著核心探讨到底是什么推动了文学转型的问题，文学与其他社会话语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文学的转型仅仅追随文化的转型而发生，还是说文学在文化新潮流的塑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傅君劢实质的关注范围是整体南北两宋这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中不同文本的互动关系。专著的基本设定是，因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对社会问题进行直接回应的诗歌占据了宋代以来文学体裁的主流，同时也成为文人士大夫在人生与外在世界的碰撞中探索意义的主要形式。然而到了北宋后期，思想的转型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已经使得旧的意义模式不再适用了，道家的话语则因为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而在此时对诗歌写作表现出特别的吸引力。所以通过对诗歌写作、诗论和影响至深的道学话语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可以从中梳理出一条诗歌与道学话语之间互构互塑的历史脉络，而实际的研究使得傅君劢认为，不论诗歌、诗论还是道学话语，都不足以自足地成为整体，而一定要在与其他话语形式的互补中发挥作用。这样的探索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文论在当时语境中发挥作用的独特方式，无疑是突破性的。正如此书的评论文章所说的，傅君劢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诗歌，它一方面有着很强的道德关联性，而另一方面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特殊的现象世界，从而使得这类诗歌对整个帝国晚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本书可以说尽了很大的努力、选取了这个角度来集中、深刻又广泛地观察这个在中国诗歌和诗论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也正因此而为文学和其他形式的文本实践之间真正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典型的案例。评论者也因此认为，傅君劢的著作不仅对南宋诗歌研究而言意义重要，同时对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除此之外，正如此书的评论文章说到的，阅读这本内容丰富的著作的一大乐趣在于Fuller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许多诗歌作品进行精练而有洞见的分析，而正是这些精准的分析构成了这本书广阔的文学史分析的基础。尽管在12世纪和13世纪这段时间发生了激烈的诗歌论争，并且给整体的思想氛围笼罩了一层阴影，对这些诗歌的细读完全点亮了这本著作多达500多页的分析，同时也为读者们提供了一盏理解距今800年的诗歌创作的明灯，而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字句的理解，而是基于对自身进行探求的同情之理解，使读者也能充分感受到在当时思想状况和复杂的论争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而论者认为在此基础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傅君劢在整体的展示中完全没有将他笔下的诗歌抒情主人公描绘成对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做出被动回应的刺激反应者，而是对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出现的新的文学、文化综合体的构成起到了积极的参与作用。[67]
当然，这样的研究因为涉及内容的复杂性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傅君劢书中对整个宋代文学文化史的考察主要以主流的重要诗人和诗歌作品为分析对象。例如，以江西诗派、杨万里、陆游和朱熹为主的研究分别成了书中主要章节的核心。这便意味着面对力求真实的历史环境，研究者能够选择的还是主流的发展脉络，才能从可掌握的线索出发进一步铺开探索。而任何一种选择实质上意味着对某一套既定话语的认可，从而遮蔽或忽略了另外的方面，这便成为力求真实地对整体语境的多维立体进行探索的障碍。因为研究者的能量和精力有限，这样的局限不可避免，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研究思路基础上进一步借助现代的研究手段和“数字人文”的技术手段，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形成突破，研究者们可以在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材料和对于互动情况和发展趋势的机器分析的基础上，对整体的情况再进行细致的考察。这将在下一章详细论及。
这种对整体语境进行多维立体研究的思路在前文提到柯马丁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批评中也体现得非常清楚。可以说，柯马丁正是基于这种立体思维，对这部文学史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具体来说，柯马丁认为这套文学史在研究思路上忽略了许多新近的研究启发，比如在这套文学史中出现的标签化术语和分类中，我们对于三世纪晚期出现的“诗人士大夫”（poet-official），或者“学者作家”（scholar-writer）的概念到底有多清晰？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类似于宋朝的“文人”（literati）和晚期帝国时期的“学者士大夫”（scholar-officials）？为什么司马相如早了四百年成为“出类拔萃的宫廷作家”（courtcomposerparexcellence）？至少据我们现在所知，司马相如作赋并没有来自宫廷的指派。如果在汉武帝那时真有一个所谓“宫廷作家”，那一定是梅皋，因为他经常和武帝出现在各种场合并且经常即兴作诗。司马相如是否真的被提升为武帝时期宫廷的核心，还是只是被提拔到其他重要位置？而事实上，在西汉时期并没有任何赋作家因为文学才能而被提拔到任何重要位置。那么在文学史的研究中，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这对于我们了解宫廷和其中诗人的关系的转变有什么启发？诗人在宫廷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怎样的？从司马相如到扬雄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论研究中国文学的哪一时期，似乎直接给研究对象贴上“诗人士大夫”或者“宫廷诗人”的标签就再方便不过了，因为如果要为这些空泛的外壳真正填上历史特定的社会内容，将会非常复杂（而一本真正严肃的文学史有义务这样做）。这便涉及这些研究的问题：真的存在所谓“12世纪艺术史家”吗？这个论断又来自哪里呢？而如扬雄，他有很多重身份，赋作家、皇家图书馆员、哲学家，但他真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所说是一位“政治家”（statesman）吗？同样地，如沈约，我们真的应该仅仅关注他“业余佛教诗人”（layBuddhistpoet）的身份而忽略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学者、政治家、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文人和音乐思想家的其他身份吗？[68]“标签化”对于研究的危害毋庸赘言，而真正要“去标签化”则需要对整体的语境进行多维立体的研究，找出观念在整体社会文本中的真实含义，及其在历史语境中的演变历程。在当今标签化现象无处不在的文论研究中，要在任何一个完整的研究中下意识地对所有观念进行去标签化和尽可能的语境还原，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