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伊维德对“敦煌叙事文学”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启发。正如论者开篇提到的，“我们对八世纪下半叶以降各割据政权和势力中心（如十世纪成都的前蜀、后蜀宫廷与南京的南唐宫廷）文学文化的了解并不充分。然而，敦煌却是一个特例；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为理解地方写本文化乃至于初学者稚嫩的写作活动提供了深入的视角”。而对于地方写作活动的了解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整体的时代氛围，以及主流的、经典的文论文本在其中的接受状况。正如伊维德所得出的结论，“敦煌叙事文学的听众可能是下层民众，但常常也包含了俗世天子与宗教权威，就像乔叟在英国宫廷中朗诵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一样。很多变文文本展现了非凡的学识和才华，但它们不是出自当时最为著名的学者之手，就像乔叟不会被中世纪拉丁教士视为学者一样。不过，随着印刷术在十一世纪中国变得司空见惯，上层阶级的听众大多转变为个体读者，或是注意力转向更为精彩、迅速发展的戏剧。”[63]对于敦煌叙事文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在整体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活动带来的上下层观念的沟通和身份的转变，更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历时的文学体裁、文人趣味转变的方式。这种反传统而行之的逆向阅读方法，无疑也是继承传统的文本阅读思维而来的，并且在此基础上由于跨文本研究的不断深化而形成质的反转。
其实对于边缘与核心、小众与主流关系的意识在中国国内的学界也有很多讨论。例如，刘登翰新著《跨域与越界》则专门讨论华文文学问题；[64]高永《三语石的鸣响：东方边缘诸国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则专门致力于发掘东方边缘国家文学的价值，以裨益于我们对严肃文学的边缘状态的理解；[65]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也充分讨论了中国与日本古代文学交流的状况，只是受到传统阐释方式的影响而更多地采用了主流对边缘产生影响的思维模式来结构全书，集中论述在作为主流的中国文学影响下日本古代文学出现的特征。但是有意思的是，其中“日本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一章让我们意识到，即使是采用这样单向的影响模式研究，也使得我们因为对成了主流特征的日本女性文学现象的关注而更多地注意到促成日本这一特征的中国文学的女性视角。[66]总的来说，在中国国内这样的研究并不在少数，只是一方面因为学科分界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主流更为关注的传统思维，这样的研究较少真正加入主流的话语，或者融入整体的讨论当中。
（三）整体语境的多维立体研究
这样的研究方式继承前述研究的优点而产生，结合中西比较的批判性思维、文本的细致阅读，以及对边缘与主流问题的逆向思维方式，在对于文化语境与历史语境的还原两个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样的研究在对文本的细致梳耙中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基础，在对复杂的跨学科、跨领域材料的使用中显示出研究者对整体语境的深度体察，可以说是通过很大的精力投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古代故事在当代西方话语中的生动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