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这样的阅读方式虽然继承技术化的汉学方法而来，以细度文本为核心，但却由于将文本视为活泼的整体表达而使得它在历史舞台上鲜活起来，同时具有了启发性、反思性和多维立体性。这虽然以老一辈的汉学家宇文所安为典型，但相对于古代文论领域通行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前沿意义，也因此而对新一辈的学者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失为古代文论加入现代话语最好的方式之一。正如乐黛云对宇文所安与其他研究方式进行的比较和描述，“看来宇文先生对于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向美国学生讲解中国文论也是颇费斟酌的。他不大赞成刘若愚的办法，即把中国文学理论按西方的框架分为几大块再选择若干原始文本分别举例加以说明；他既不满足于像魏世德（JohnTimothyWixted）所著《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那样，从一个人的著作一直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也不满足于像余宝琳（PaulineYu）所著《中国传统的意象阅读》那样，选择一个核心问题，广泛联系各种文论来进行深入讨论；他创造了第四种方法，在‘要么追求描述的连贯性，不惜伤害某些文本’，‘要么为照顾每一特殊文本的需要而牺牲连贯性’的两难中毅然选择了后者，即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仅以时间为线索将貌似互不相关的文本连贯起来”[60]。
（二）边缘与核心互渗的流动性阅读
傅熊教授在《中国季刊》上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撰写的书评文章提到，“在所有人们可以从这类书中期待读到的主题（所有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的体裁和分期）之外，智慧和幽默、谚语和修辞、历史和哲学写作、经典注疏、文学理论和评论、传统小说评论，以及流行文化、宗教对于文学的影响、女性角色以及与非中国语言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韩国、日本、越南）也成为单个章节有特色的主题。”的确，无论对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还是《剑桥中国文学史》，抑或是《牛津当代文学手册》中涉及古代文论的具体篇章，我们都明显地发现这种强调边缘对核心、小众对主流、下层对上层进行影响的逆向阅读方式，已经在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海外研究者使用。而这与当代中国国内文学批评史或古代文论史的编写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编写组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材中，我们看到主编黄霖对整本教材的编排在通行的时间断代基础上，以古代文论文本在传统的阅读中体现出来的主流概念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却没能更多地体现概念的历史演变以及在时代语境中概念与不同文化文本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整体的故事。[61]同样地，曹顺庆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史》也只是对经典文本进行规范的介绍，只是在“延伸思考”的部分提出问题提醒读者关注历史语境与跨文本的问题。[62]这无疑与国内学界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密不可分，但却因为忽略了一些貌似边缘的重要问题。而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重新定义了古代文论本身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