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出于这样的研究视角，宇文所安举了两个例子，在动态文本阅读的基础上，将研究的方向进一步向立体多维性拓展。第一是对16世纪末17世纪初时“大众文化”观念的文化史解读，在具体观点上完全推翻了在观念史视角下的通行理解。按照观念史的解读，“16世纪末17世纪初袁宏道等作家对大众文化的赞美似乎是新观念，虽然它植根于前人的价值观。按照‘五四’时代文学史的说法，这是一种‘进步’。如果把它放回到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内部，我们会发现它是对16世纪明代复古思潮的反动。如果不是寻章摘句，而是通篇阅读，我们会不时看到对乡村私塾和流俗之见的蔑视之辞，而这种情况在早期文本中并不多见。如果把这种现象放到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范围内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古典文学教育在当时迅速普及的迹象——那些一度被精英独占的经典知识已变成了公共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转向大众文化就成了江南上层精英使自己区别于人数剧增的中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文学理论在这里与社会史和物质文化遇合，这种较开阔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学’为何经常出现在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工艺精良的本子里。”[58]
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历史的维度深化，则引出了宇文所安提到的第二个例子，关于我们通常理解的建安和魏的形象，实质受到主流霸权话语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对于宋代以来的文学，地域问题十分重要。江南知识分子有一种特别的影响力，以至我们常常把江南地域文化错当成‘中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充满地域意识的地方传统，尤其在四川和广东这样的地方，它们努力确认自己的地方身份，以对抗江南精英。历史学家专注的这类问题往往也是文学批评家的好问题。对于由文本编织的过去，我们难免有一些固定印象，我们应该问一问这些印象是怎么跑到我们脑子里去的。时代越古，这个问题就越严重。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江南和魏的著名文论直接代表着那个时代。我们不应当忘记，曹丕和曹植的那些标准的批评文本是保存在《文选》里的，而且，曹丕的《论文》很可能节选自一部篇幅更长的作品，该作品是否全篇以江南为核心内容还不一定。我们应当时刻提醒自己，那些批评著述是曹氏家族和江南大师们编选的，被编选进来的还有大量其他作品。我们应当注意到，曹丕和曹植的被选作品相当不少，曹操的作品也有几篇。从梁朝对三个世纪前的时代的再现之中，我们不难看出梁朝的情况。总之，我们对建安和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萧统及其属下群体的动机的结果。我们的理解不但被他们的判断所左右，而且被他们的力量所左右，只有他们有能力保存文本并使部分文本成为经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脑中的建安和魏是被梁朝的摄影镜头拍摄进去的那些作品。”[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