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意味着对文本本身进行整体的考察。宇文所安在他对中国古代文论堪称经典的英译与评论中通篇使用这种前后对照的阅读，在对所选文本进行严格字句翻译的基础上，整体地评价作者所表达的观念。这样的考察方式使得宇文所安在对如严羽《沧浪诗话》的阅读中获得一些有意义的观察。例如，对于《诗辨》，宇文所安认为，这一章以行话连篇、拿腔作调，以及禅宗文字做作的白话风格为主导，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严羽为了冒充禅宗大师的权威强调，对诗禅说作了独特的引申。”[50]具体来说，宇文所安认为，“有意味的是，严羽这里提出以‘识’（判断或认识）为‘主’。这样一来，诗歌的‘主导因素’就从作品的内在要素（例如‘气’或‘意’）转移为一种作者独有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把作者主要视为读者——首先是其他诗人之作的读者，然后才是他本人之作的读者。虽然严羽在本章的后文谴责了宋诗的学究气，可是，这位宋代批评家第一句话便提出：读诗是写诗的必要基础。应该把‘识’的必备能力与更为笼统的‘知’清楚地区分开来；‘识’还包括运用已有的知识在具体情况下正确分辨事物。严羽并不主张以一种抽象的理论意识去理解诗歌；他建议按历史顺序读诗，以理解或判断什么是最好的诗。事实上，这样的判断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根基：严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按顺序阅读，正确的判断就会出现，最终，诗歌实践（‘知道如何做’）中的正确判断也会随之而来”[51]。如果没有对文本的深入的整体观照，便不会有这类尖锐的评判。而随着阅读的深入，犀利的观察可以逐渐走向更深的程度：“在激励作家写盛唐诗‘那样的’诗歌时，严羽严重背离了儒家对诗歌的那个古已有之的假设：诗歌表现了它自身之外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并没有逃离严羽的注意）。《沧浪诗话》是一种反儒家的诗学，这不是因为它以禅喻诗，而是因为它为了给已经存在的反儒学诗学寻找权威，借用了禅宗的比喻以及旁门左道的行话。严羽一定希望诗歌是一个封闭世界：它有自己的历史，独立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没有一个自治的艺术史作前提，严羽的诗歌教育课将是一场空：一个宋代后期的诗人虽然读诗只读到盛唐，但他依然是宋代后期的诗人。并且，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宋的知识界也迫切希望表达这样的见解：诗歌是自足的，它不依附于完整的文明史。随着当时学科的日趋专业化，大部分读者都愿意承认，有必要限定各个研究领域的专业范围。”[52]这无疑对我们思考文学思想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相互影响，以及文学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学科的专业化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