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进一步看清文化诗学在开阔的视域进行语境的还原和对真相的追寻这一特点，尤其为了更进一步厘清文化诗学在外部的探索中逐渐转向对言说者本身的主体性探寻的发展过程，以及主体性视角的独特意义，笔者直接就主体的问题对李春青教授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也邀请了李春青教授结合自己的个体经验，来谈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不失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双重主体境域的沟通与融合。现将访谈稿全文录入如下。
（一）主体视角的独特意义
刘思宇：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我知道您在从事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古代文论、文学基本理论的学术研究30多年以来，出版了重要专著十多种，合著、合译、主编著作十多种，以及有影响的学术论文150多篇，在中国文学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您的学生，我一直感到非常自豪。这次能够有机会和您进行面对面的深度交流，我更是倍感荣幸！一直以来，我认为您的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非常开阔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因素——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深层精神结构有极为精准细致的把握。这种精准的把握和广阔的视野与您使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定是密不可分的。您很早就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具有本土性质的“中国文化诗学”。事实也证明，如果没有这种视域开阔的研究方法——对历史材料和不同社会时期风气的整体把握、对深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不同哲学思想资源内核的透彻理解、对历代文人士大夫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像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度把握与洞见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对历朝历代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史料的详细了解，就不可能获得对士大夫阶层与君权博弈的整体生存状况、读书—做官的人生模式的精准把握；如果没有对从先秦儒到汉唐儒再到宋儒的儒学发展脉络的透彻研究和对从老庄之学到魏晋玄学的道学资源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的独到见解，就不可能有对于古代文人趣味结构的精辟分析，以及在不同的历史和哲学背景下为使这一结构保持张力平衡状态而体现的不同审美特征；没有对上述权力结构与趣味结构的深刻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古代文学文本从根本上做出构成性与动态性的描述，从而完全突破了原有的把研究对象当作固定存在的僵化研究方式。也正是因为对文学文本与其他领域复杂关联性的揭示，使得您对中国哲学与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具整体性和流动性的创见。这其实不仅对文学研究领域，应该对整个中国古典学领域都是极具启发意义的，您认为是吗？
李春青：我确实一直关注“主体”，即言说者。我始终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或许是因为缺乏西方传统中那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缘故，一切言说都与言说者的个体主体性。例如，情绪、情感、好恶、个人动机等密切相关。尤其是诗词歌赋之类的文学及相关的诗文评就更是如此。我认为言说个体的心理结构背后总是隐含着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阶层的心理结构，而后者又与特定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可以通过文本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显现出来。所以我研究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领域时，总是从言说者人格结构、文化心态或者身份入手的。20多年前的《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1995）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体的人格结构、文化心态与古代文学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的阐释；后来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2001）也是从宋代文人主体特征入手的。再后来的《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2005）也同样如此。从言说者主体性与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进而到诗学观念之表征，这是我历来遵循的思考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