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则是在本章提及的诸多研究中都明显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特征。这里所谓的国际化并不是指多数的研究都在讨论中国文学的世界定位问题，也不是因为研究者们本身的海外身份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研究在海外环境中能够得到传播，而更多地是指他们的研究在方法上由于在异域文化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背景的影响下而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中西比较思维。例如，余宝琳（PaulineYu）在《间离效果：比较文学与中国传统》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在受到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文学专家中，很少有人能避免不采用从欧洲文学研究中发展起语。人们毕竟要从某种词汇开始。然而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才对那些最明显不过的中性术语的文化界限本质有所意识。例如，刘若愚（）就曾告诫说，不要将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准套用到中国文学中去。我本人也曾作出过尝试，力图表明中国诗词中被称为隐喻（metaphor）与讽喻（allegory）的东西所基于的一整套哲学假定，与欧洲传统中所产生的术语所基于的假定完全不同……尽管中国诗与西方作品在本质上似乎是相似的，然而它们不同的根则形成了不同的关注点”[25]。尽管余宝琳研究的根本观点是对跨文化讨论须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很多相似的概念与现象只是表面相似，实质则完全不同，但她观点的提出也是有针对性的，更何况进行这样的讨论本身也需要跨文化的国际视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刘若愚、余宝琳所进行的明显的跨文化比较，事实上还并不能完全说明海外研究整体的国际性特征，因为如前所述，研究者们因为个人兴趣、经历、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认同等原因，在研究中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所以在每个具体的研究当中更多的是对西方世界主流的理论话语持拒斥态度的。正如柯马丁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最新西方理论的影响，也许由于语言学的巨大挑战，或其古老的性质，在很多情况下，对中国早期文学的研究不能采取一种按照西方的舞台剧本来表演智力体操的方法，即便具有理论宏图的集中有限的研究，也是通常基于原始文本的。在过去数十年中，后现代和其他的批评行话，曾经对西方文学研究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现在这一潮流正在消退），但却从未在中国早期文学研究里占据多少领地”[26]。的确，独立于西方理论与方法而充分重视中国的独特性在汉学研究的圈子里早已成为共识，对独一无二的中国性的阐释需要的是更加贴近文本的细致观照，而不是同任何权力与有失偏颇的意识形态相关的理论框架。[27]所以当代西方研究者鲜有像国内学者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研究的西方理论资源。而即便如此，内在于海外研究者的西方思维与理论前见，仍然潜在地架构了他们研究的格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他们所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够被纳入西方读者的理解框架。
以邹广胜教授对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主题的总结为例。论者对宇文所安的写作与研究赞赏有加，并且认为“感受最为深刻的是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学研究所体现出的把西方文化的精髓与最新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发展的潮流完美结合在一起的特点”。他将宇文所安的研究归纳为四个基本主题——真的问题、权力的问题、关于人性的思考以及美文的形式，认为每一个主题都有着明显的西方理论影响。例如，关于真，论者认为宇文所安对古代诗学传统中关于回忆主题的探索“与各种后现代理论中关于真的分析密切结合在一起，回**着各种后现代理论关于真的思考”。除此之外，“宇文所安对过程与边界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关注，如对杜甫的接受过程的思考，对屈原作品产生时物质文本状况的反思，对《诗经》的流传方式的思考等，都与整个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有着相同的旨趣。”在此基础上论者进一步认为，“宇文所安的文章典型地表现了后现代的基本风格，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矛盾的关注与揭示，即逻各斯中心主义对清晰、明确、绝对、和谐、统一等基本特征及其内在矛盾的揭示，从细读文本、展现文本的内在矛盾及裂隙中解构传统的基本观念”。而这样的特点在论者看来是用西方传统深刻的怀疑精神对中国传统基本价值进行思考，诚如邹广胜在《自我与他者：文学的对话理论与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中所言，这样的思考使得宇文所安的研究表现出“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很少见到的最为缺乏的勇气。在我们的描述里对传统总是充满了过分的夸张与赞美，充满着五体投地的崇拜与身不由己的依附，以至于文章仅仅变成对作品小心翼翼地解释与赞美”。的确，宇文所安的研究从未明显地提出任何西方的理论或概念作为参照，却让人时时刻刻从他精辟的解读中看出相对于西方思维的中国独特性，而所谓独特，则一定是在与他者的参照中被凸显的。宇文所安的这种潜在参照思维，一方面避免了在西方理论的框架下曲解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对中国传统进行的深度的西方体察，使得传统的价值在西方世界得到理解，从而具有世界的意义。与之相类似的，欧阳桢（EugeneEoyang）、傅君劢（MichaelFuller）或者几乎每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研究者，不论使用的哪一种研究方法、关注的是怎样的问题，其中对于诗歌文本所进行的细致考察都隐而不显地以新批评的结构分析为基础。[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