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保持反思和独立的特性在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离开中国或华语环境的移民，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并倾向于具有独立性的学术研究。ShihShu-mei的文章《全球文学与认可策略》（“GlobalLiteratureandtheTechnologiesofRecognition”）主要讨论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中的定位问题。不同于传统的讨论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研究、翻译和接受问题，作者主要从学术话语和文学市场两个方面进行反思，认为全球文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的世界文学那样仅将中国文学视为展示异国情调的代表。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便提出，最近对于全球文学的研究大多希望对当代文学和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由此确定一个新的关于情感的文学结构——关于将不同的文学编织进世界系统的结构，以及关于文学生产对于新的形式、风格和文体形成的新的影响。这种全球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对于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尤其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性的等级制度和不对称却很少被分析到。作者尖锐地发现学者们并没有很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只是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而以承认有效地回避了分析，以扫清全球文学研究道路上的障碍。学者们因为厌倦了后殖民主义的批评并且惧怕重复，所以不断地探索新的理论、范式和观点，但这种实质的倦怠并不能真正掩藏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西方中心主义仍然在新旧的形式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事实。当越来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将全球文学的新概念提了出来，我们需要像批判世界文学一样批判这其中的政治。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可以被称为认可策略的部分，这种策略主观而且武断地认定哪些文学是世界文学，不论是国家的、区域的、离散的还是少数的。这些策略基本上在国家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和语言学的等级制度的框架内被应用。总的来说，ShihShu-mei将认可策略定义为一种承载着社会、文化理解或者误解，指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以“西方”作为认可的代理人，而“其他”作为有代表性的被认可的对象。[22]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尖锐的批判性在以ShihShu-mei为代表的当代研究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这种在海外中国研究中整体地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思维同样也影响了他们对研究对象的观照角度。例如，WiltIdema与LloydHaft合著的文章《道与政府：真相与文学》（“TheWayandtheGovernment：TruthandLiterature”），便是专门探讨文学写作、政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23]GrahamSanders的专著《巧妙的文字：关于中国传统中诗歌的能力》（WordsWellPut：VisionsofPoeticCompetenceintheChineseTradition）也是典型的例子，尤其在以他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第四、第五章关于《诗本事》的作者孟棨的研究中，他认为孟棨是对诗歌的表现方式具有重要影响的诗歌传统的继承人，他也因此而具有了强大的文化话语权以及施加影响的能力。尽管他的观点被认为有些激进，但还是对当时整体的文化语境，尤其是诗歌、思想以及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出了反思性的呈现。[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