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正如本章在开头部分所引用的CarlosRojas和AndreaBachner的文章对当代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在全球化中仍然可能采取的独立的方法的探寻，由于个人兴趣主导的研究动机，以及研究者的局外人身份，海外关于传统中国的人文研究相比其他学科具有更强的对现实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反思意识，其研究整体地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即使对于有明显现实关怀的国内研究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即使是为现实制定阐释的策略，也应建立在对研究对象之独立特征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海外研究突出的独立性，不仅仅是因为研究者们对自我相对于中国传统而成为局外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对于研究者自己所处的研究环境、文化传统、国家政治和权力关系也更多地具有局外人的身份认同。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整个欧洲大陆的移民浪潮有很大的关系。古老的欧洲大陆因为历史、政治与宗教的原因有着源远的汉学研究传统，而因本质是权力的失衡和现实的政治原因而席卷整个区域的移民浪潮实际也对传统的汉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批有影响力的甚至年轻的研究者们离开欧洲，分散到主要是英美，尤其是美国的世界各地，一方面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带到了在这方面研究刚刚起步的其他国家，极大地影响了非中文地区中国传统人文研究的整体面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大多亲历过极端的政治环境，对权力的失衡有着高度的敏感和警戒，再加上特殊的移民身份使他们并不轻易地对移入国具有归属感，甚至产生国民身份认同，这便使得他们因为特殊的身份和逃亡经历而对权力和意识形态保持着高度的反思。
德国汉学家在1933—1945年的迁移可以说是形成这一学术特性的重要渊源之一。柯马丁教授专门撰文重提这一段被人遗忘的历史，他认为“若不提及五十年前所发生的这一幕——一方面是德国知识与创造力的广泛损失，与之相对应的是这些学者在美国学术机构的有效发展，——就几乎不能阐释当前国际汉学研究的状况。”“从总体上看，迁移曾是欧洲职业性中国研究短暂历史中唯一最为重要的决裂。不仅单个的学者，而且整个领域和新的学术方法的移徙国外，在中国（和东亚）艺术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学、语言学诸领域尤为明显。除了致力于中国研究诸领域的学者，德国汉学失去了博物馆长、图书馆长，以及《泰亚》（AsiaMajor）杂志——1935年，这一关于中国研究‘唯一具国际水准的德国专业杂志’出版终止。”然而，“无论从德国角度出发来看损失是什么，中国研究在接纳移民的机构中——特别在美国，也在英国和法国——有巨大的收获。考虑到移民在放逐国的冲击，中国研究的提高可与人文学科内的其他领域，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等量齐观。“二战”后美国汉学的大发展与移居国外者的努力分不开，他们也因此得到在宜人的环境中发挥他们创造力的新的机会。而且，因为移民有了一个新环境，他们的学术水平也受到挑战，被新的动力所激，他们现在已对适应这种环境游刃有余。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像白乐日或乔治·肯尼迪（，1901—1960）这样的外国学生去柏林和其他德国大学接受汉学教育。1933年后，是老师们自己离开，去寻找他们在国外的学生。今天，从事中国研究的德国学生可以在莱顿、巴黎、伦敦和剑桥，北美大学里找到，有时已临近他们自己失去的传统。”[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