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个体对具体研究对象表现出来的整体探索相对应，从完整的学科体系来看，海外研究则具有明显的零散性。正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刻意解释的，“尽管本书力求全面综合，但它也不可能巨细靡遗。作为一部力求真实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具有启发性，而不是面面俱到。”[19]相信面面俱到的呈现对于这部文学史的写作来说，非不为也，不能也。况且如果忽略了重要的问题，又怎能“力求真实”呢？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对这部文学史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千篇一律的积极正面的书评和一片赞扬声中，柯马丁教授撰文指出了这部文学史的诸多不足或者谬误之处，对于其中重要人物、作品、概念和现象的遗漏更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篇题为《中国文学的历史？》（“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的文章中，他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很多例子。例如，颜师古，作为传统学术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汉书》最重要的注者，在整本文学史中只被提到了一次。而实际上，他的注释，尤其是语音注释的方式，对于人们理解《汉书》《诗经》，甚至汉赋所做出的贡献，值得被每一个中国文学的学生所了解。而最糟糕的遗漏是关于《文选》，以及《文选》最重要的注释者李善。《文选》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而李善则是通过他的注释影响了后世的许多诗人和作品。以杜甫为例的许多诗人对《文选》的引用，实际意味着他们是通过李善基于《诗经》阐释原则的道德阐释来理解早期文本的。这样一来，从唐代开始几个世纪以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对《文选》的理解，以及后世以杜甫为榜样进行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人，都无法摆脱李善注疏的影子。而实际上整部《文选》都没有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李善，也只有一次提及而已。再举一个关于姚鼐《古文辞类纂》的例子。姚鼐的著作在大约1820年首次刊印便引起了极大反响，从那时起到整个民国时期按照他的分类方法编纂的选集层出不穷，并且很多出现了大量的版本。可见姚鼐对古代文体的分类和排序已经被广为接受，直到今天也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这些文体的编排和理解。而姚鼐的《古文辞类纂》连书名都没有在这部文学史中出现。[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