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与研究状况的复杂性和缺乏结构性的特点同时存在的是单个研究的整体性，以及整体研究的零散性。因为是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兴趣而不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来探讨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海外的研究较少受到当代学科、方法、分期，甚至是中国传统定位的影响，对研究对象的作者、文本、读者和传播方式、物质载体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方方面面的提问。这对于读者对特定对象的了解来说，无疑是在讲述一个完整的时空故事。例如，华人学者JueChen在柯马丁教授的指导下新近完成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则力求真实地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杜甫怎样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完整故事。文章以“创造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宋代诗学文化对杜甫的建构（960—1279）”[“MakingChina'sGreatestPoet：TheConstructionofDuFuinthePoeticCultureoftheSongDynasty（960—1279）”]为题，提供一个了解杜甫的整全视野。对整体社会语境和文本传播、读者接受的全方位考察使得作者认为，我们传统理解的杜甫实际上只是我们从他现存的诗作中可以建构出来的表象人格，而这种表象人格更多是由宋代的诗人出于自己的文学和学术考虑将其建构起来的。作者主要从五个部分来讲述这个故事。第一是关于杜甫的诗集最初是怎样被整理和编辑起来，继而在市面上出现的。第二是描述在杜甫的诗集形成之前人们对记忆中的杜甫的回忆或者评价。作者发现，关于杜甫，在其诗集编纂前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形象。之后便是分别深入探讨杜甫这种表象人格的三个主要面向，即作为史家诗者的杜甫、作为诗歌艺术大师的杜甫以及作为儒家诗者的杜甫，分析为什么这样的杜甫被建构起来，以及这种建构的策略是怎样的。作者认为，宋代的诗人认为诗歌作为媒介承载了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从杜甫的诗歌中挖掘历史的资源；宋代的诗人认为自己对诗歌的形式与构成不够了解，于是从杜甫的诗歌中寻找范例以确立标准；宋代的诗人同时也多为文人士大夫，入世的社会抱负也使得他们集体地将杜甫确立为这方面的典范。总之，宋代的诗人对杜甫的特定诗歌进行了特定的解读，并且将自己的解读视为杜甫的主观创造。由此，通过对杜甫存诗的阐释，宋代的诗人将杜甫确立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