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观点的分歧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史的书写中，也广泛地体现在不同研究者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当中，甚至有时不同研究者的不同观点表现出各自具有的清晰的逻辑与恰当的论证之间不可调和的情况。叶维廉与宇文所安对中国诗学核心特征的不同看法便是典型一例。香港城市大学学者张万民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他认为，“叶维廉认为中国诗完全达到了‘无我’和‘以物观物’的境界，宇文所安则认为中国诗记录了诗人真实情感和真实经验。他们一个看到的是诗中无我，一个看到的是诗中全是真实的自我。然后，他们根据自己看到的图像拼出中国诗学的全景”。叶维廉的基本结论是，“作为诗的媒介之文言之能如此，复是来自中国千年来所推表的‘无我’所追求的‘溶入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之美感意识。”而宇文所安的基本结论是，“中国诗都标榜自己能记录内心生活，它呈现的诗人自我，‘隐含着很强的自传性’……诗人在揭示内在自我的实际过程中，‘自我会在某种程度上双重化、破碎化、退回到模糊的状态中’，但是，正是在这种危险中，‘产生了一种要再次展现完整自我的强烈渴望’。实现这种渴望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直接说明创作的偶然性和自发性’。”[15]而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因为两位研究者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为了突出中西文学思想的不同，各自从西方理论中找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套用在中西文学的对立上。”对于叶维廉来说，“他用来分析中国诗学的理论坐标就是美国后现代诗歌理论设定的二元对立模式——主动/被动接受自然，将这种二元对立套用在中国古诗上，结论就是：因为中国诗与西方主动解说自然的诗不同，所以中国诗完全达到了被动与‘无我’的境界”，而对于宇文所安来说，他“用来分析中国诗学的理论坐标也是西方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和叶维廉不同，这次是——真实/虚构，将这种二元对立套用在中国古诗上，结论就是：因为中国诗与西方虚构的、戏剧性的诗不同，所以中国诗完全是非虚构的、是诗人真实情感和真实经验的记录。”[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