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面对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浓的兴趣，以及越来越多的东亚裔欧美公民对自己原文化遗产进行探索的需要，作为主编的梅维恒只能退而求其次地采取了这样一种编写策略：以分别在1994年和2000年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The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和《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文学精选》（TheShorterColumbiaAnthologyof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作为基础与补充，“从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基础开始，然后展开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文论的讨论，最后是大众文学和周边影响”。也就是说，这本书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断代式编写方法，而是在全景式的比较宽泛的年代框架下，进行主题式的探索。这对于海外研究兴趣主导、个体化、多样化的复杂状况来说，已经是勉为其难了。首先，学者们的研究完全没办法按照朝代来分类，这不仅仅是因为当代的批判性分析以及怀疑的诠释学已经对传统的断代方式进行了批驳，更是因为学者们远不是严格按照朝代来进行各自对研究对象的共时与历时的考察。所以编者说，“我们并不给每一章套用整体划一的公式，相反鼓励每一章的作者运用他们的材料建构出各自的样式”。同样地，《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孙康宜也表示在分期与编排上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时间进行最大程度的含混处理不同，《剑桥中国文学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分章，但这里的分段方式也是异于前人的。比如第二章包括“东汉至西晋”，第三章为“东晋到初唐”，在第五章的“北宋”与第七章的“金末至明初文学（约1230—约1375）”之间安排的第六章“北与南：十二与十三世纪”，以及孙康宜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到的，“本书不将‘现代性’的开端设置于‘五四’时期，而是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进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学术成果致力于重新阐述‘传统’中国文化在遭遇西方时的复杂转化过程，我们对此多所参考与借鉴。”而在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大体分章当中，这种研究的复杂面貌也使得不同章节内的结构有很大差异。例如，宇文所安所撰写的唐代文学以“武后时期”“玄宗时期”“佛教写作”“安史之乱后”“中唐一代”“最后的繁荣”等大致的时间划分结构全章；而紧接其后艾朗诺所撰写宋代部分则按照人物与文体来划分，分别由“梅尧臣、欧阳修与新诗风的出现”“欧阳修与文艺散文”“王安石：作为诗人的政治改革家”“苏轼”“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佛教与诗歌”“题画诗”“宋词”“‘非文艺’散文”这样九个明显以兴趣点为核心而结构并不严整、内容互相交叉的部分组成。
而这种勉为其难的做法对于文学思想史的写作来说，更大的问题则在于观点或者诠释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出现对于任何一部完整的历史书写来说都是非常尴尬的：“比如，怎么解释十五世纪的文化荒原呢？它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偏执破坏的结果，是蒙古统治的后遗症，是内部惰性，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呢？或者十五世纪并不完全是文学和艺术的空白时期？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十五世纪的文化样态。”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者梅维恒对此也只能进行大而化之的解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各个观点都揭示了这一复杂多面问题的一个或者多个层面。所以，我并不坚持观点的绝对一致性，我坚持的只是论据的严格组织。”[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