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作为神经质父母的唯一孩子，在十分紧张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喜怒无常、满怀忧虑、脾气很坏，母亲严重的抑郁症经常发作。
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位可爱而有才能的年轻女子自杀了，没有人能理解其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理由，这个非理性行为使12岁的弗洛姆震惊。
弗洛姆14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惊愕地目睹了非理性席卷了他的祖国德国，日耳曼人在反动思潮煽动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热放纵状态，非常敬佩的教师成了嗜杀狂，许多亲朋好友死在战壕里，他感叹：“为什么正派和通情达理的人们突然全都变成了疯子。”由于这种令人恐惧和疑惑的经验，弗洛姆产生了理解人类非理性行为的本质和根源的愿望。追寻着这个思想，在海德堡大学他研究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特别是马克思、韦伯、斯宾塞的著作。他曾接受过正统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训练，他一度认为，在这里找到了人的非理性的答案，但这并没长久地影响他。后来他认为人格是在人的童年由影响个体的社会力量以及已经影响了人类种族发展的历史力量所决定的。弗洛姆写道：“依据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必然性，我们就成为我们不得不是的那个样子的人。”鉴于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是如此重要，弗洛姆认为，为了理解这个社会的个别成员的结构，十分有必要分析这个社会过去的、现在的结构。他认为不管人格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都由文化所决定。
一、关于人格是文化的产物
弗洛姆把人格看成文化的产物。他认为心理保健应该根据社会对所有个体的基本需要满足的怎样而定，而不应根据个体对社会适应得怎样而定。因而，心理的健康不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事情，关键是社会满足人的需要充分到何种程度。
一个病态的社会在其成员中制造敌视、猜疑和不信任，而且压抑了个人的自我的充分发展和成长。一个健康的社会准许它的成员彼此相爱，成为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人，而且促使个体完美地自我实现。
弗洛姆认为，所有人都有先天的对于健康（心理的、生理的）的追求。但是，当社会力量与天然的成长倾向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了非理性和神经病的行为，也就是说，病态的社会制造出病态的人。
社会性质决定心理健康意味着，每一个社会都会提出它自己的心理健康的定义。如20世纪初，储蓄、贮藏行为是合情合理的，赊购（花自己没有的钱）是非理性行为。时至今日，这一行为就是合理的，只购买他们能够支付现金的东西的人，可能被认为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
弗洛姆通过历史分析得出结论，人性的进化过程使我们以失去安全感和归属感为代价获得了显著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安全的分离，既在人类的历史中重复，也在每个人的发展中重复。在中世纪，是没有个人自由的，封建制度和教会严格地规定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角色、地域文化等决定着他的工作、称号以及行为模式。这与当代欧美文化中的个人自由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人们在社会角色中有安全、稳定和归属感。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极大地扩展了个人自由，社会角色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个人生活有了更大的权利和选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自由是以损害安全感和归属感为代价的。我们不仅脱离了自然界，而且脱离了社会以及人类伙伴，产生了孤立感和隔离感。
二、创造性人的动机
弗洛姆认为健康人以创造的、生产性的方式满足心理需要，不健康的人则以非理性的方式满足这种需要。他提出了五种从自由—安全感的两分法派生出来的需要。
（一）联系
弗洛姆认为我们每个人是分离的、孤独的和无能的，因此需要寻求与其他人的联系。这种与他人联系或联合的需要的满足，对于心理健康者来说是极端重要的。非理性的行为甚至精神疾病是这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后果。
